在我為數不多的文學朋友當中，老薛是比較獨特的一個。之所以稱老薛，並不是因為他年齡有多大，老薛人並不老，也就五十出頭的樣子，但散文寫作卻很老了，文章的質量不錯，知名度卻並不高，個中緣由不是一下子就能說得清楚的。在這樣一個普遍浮躁的時代，可能與他為人低調、不事張揚的個性有關。我自稱是文學的邊緣人，一直以來對文學的熱鬧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這並不是我不太合群的性格使然，主要是因為我對文學這種高度個人化的勞作保持著一貫的虔誠。我認為真正的文學創作雖非神秘到常人萬難企及的地步，但也絕非易事。我們經常所提到的生命寫作本身就包含了諸多人生的多難體驗。要把生活的點滴感悟訴諸於文字，除了需要漫長的艱苦努力外，還得有相當的悟性和天分，要有認識和提煉生活的能力。因此，我對那些遠離熱鬧、默默沉潛於文學創作並做出一定成績的作家向來是欽佩和尊敬的。老薛就是這樣一位令我尊敬的作家。他持戒獨立，偏居一隅，如樸實無華的老農，盡力操持著他鍾愛的文學之地，隻求耕耘，不問收獲，他在散文創作中所取得的成績，讓我們刮目相看。在我看來，老薛就是放在全國，也屬於一流的能真正稱得上富有特色的散文作家之一。讀過他的兩個散文集之後，便動了想為老薛的散文寫點什麼的念頭。
多年前就在報端見到過他寫的散文，很大氣的那種。給我的印象是老薛的文章理性多於感情。見到老薛還是2011年第七次文代會上，牛學智先生介紹到這是薛青峰，這才把人與文對上了號。老薛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嚴謹大於率性的人。言語不多，屬於那種有些孤獨意味的人。從我多年的寫作經驗來看，這樣的人往往有深刻的思想，是能寫出好文章的那種。拿到他寄來的《被雨淋濕的眼淚》，看到了一位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師、為人兄、為人弟的多重角色下的老薛，很樸實，也很親切。雖然他的筆下節製著感情，但還是被濃濃的親情所感動。我們都是已過不惑之年的人了，走過了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應該說經曆也讓我們不輕易地感動。但讀老薛的這個集子，著實還是情不能禁。後來，又相繼讀了他寫的《回家的門》，創作的意象又大不一樣。《回家的門》我是在秋日的一個風雨之夜一口氣讀完的。在那樣的寧靜裏讀著這樣一本寫實性很強、充滿民間色彩的散文，很美，很享受。我們常常報怨為什麼我們的作家寫出的東西不成功或者不被讀者看好。如果讀讀老薛的這個集子，我想，答案會不證自明。讀老薛的這個散文集，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好的散文首先應該是關注民間、關注世俗生活、關注當下生存境遇的，當然，更應該是深入生活肌理的。我認為老薛是一個很會經營文字的人，也是一個聰明的為文者。他的散文創作的轉型在我看來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我們現在的作家需要精神的突圍，需要靈魂的自救，當然也需要創作的真正轉型。這對於習慣於在自己設定的寫作慣性中滑行的作家，肯定是痛苦的過程，但這是必需的。記得餘秋雨先生曾經說過：打破自己的寫作慣性是一個作家超越自己的關鍵。老薛從自己寫作的小我中突圍，關注起了當下我們這個社會底層的百姓生存的樣態，寫世像，寫民情，寫風物，寫存在，寫富足背後的貧弱，寫“正義”背後的不公，寫強勢背後的弱小……由他多年寫作訓練的老道功夫，因此，在他的筆下就很不一樣。有詼諧幽默、有含淚的笑，有隱隱的痛，有明晰的無奈，有情不能禁的期許。這些都能直指人心，打動讀者。所謂“穿透表象直達人類情感的悲憫意識”，把散文經營到這個份上，餘以為，這就是超越。
老薛的散文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個是選題立意、視野上呈現的由小到大，第二是語言藝術上所體現的情致和趣味。正由於有了這兩點，他的散文便呈現出大家氣象，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構成了他散文創作的鮮明色彩，讓人過目不忘。
首先，是選題立意和視野上的由小到大。這裏“大”的含義，是指主題和視角，當然包括思想。記得多年前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在談到文學時有一段語重心長的談話，原話已不記得了，但大概意思是這樣的。他說：現在的作家原創力出了問題，作家們創作的資源在漸漸萎縮。這話可以說點到了當代作家的命門上了。我們的作家沒有時間充電，沒有時間學習，沒有時間積澱一些東西。大家都在自己原有的一點東西上麵不斷地重複。這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個作家三年五年不露麵就不說了，一年半載不出東西，就會有被人遺忘的危險，市場像一根鞭子一樣在驅趕著你。寫作是有規律的，它有一個積澱和發酵的過程，現在你硬往出擠這點東西，沒有了怎麼辦？這就產生了與這個時代特點相關聯的創作模式：重複、複製。因此，我們說現在迫切的任務是拯救原創力的問題，但原創力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沒有人能開出靈丹妙藥。經驗曾是文學最直接的重要資源，然而，不能貼近生存，貼近普通人的心靈，貼近底層，就無法獲得靈感，就會出現素材危機。現在的不少作家，最缺的不是技術而是經驗，因為他們的生活，不是關在書齋裏，就是漂浮在都市的小圈子裏，把寫作當成生活本身，卻沒有時間好好“生活”，與時代人心存在隔膜，不了解新的現實變動和新的生長點，敏感點，何來文學情感的強有力表達？古時把知識分子稱作“士”，他們的天職就是“士傳民語”，表達傳遞黎民蒼生的心聲與呼聲。然而，在當今這個消費社會，我們的大多“士”們，正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指出的那樣：“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在他們身上“士傳民語”的傳統精神在漸漸地喪失。我們說，眼睛向下，親近大地，這應該是一個作家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一個作家要有自己的“上帝”。既然熱愛寫作這項事業，就應當對那些持“有天下不如有說”之論者，充滿敬意！而現在，我們的作家們許多時候言不由衷，吃著別人的飯，說著別人的話，已經沒有自己的話可說了。無話可說，這是當今一些知識分子的悲哀，也是文學創作者們的悲哀。因此，作家必須要還原生命的體驗激情，培育對事物的好奇心，想象力，使創作成為生命的內在召喚，而非意識的自動化。我們需要直麵現實，正視民生疾苦，正視人的尊嚴、良知、正義的價值準則，塑造堅強的文學性格，重返文學的深度和本質。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餘以為老薛的散文創作走的是一條符合文學創作規律的正確的路子。作家應該是社會的痛感神經，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態、精神出路是一個有擔當的作家不容躲閃的話題。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堅守不會讓我們失望。他寫世俗生活，寫民間存在，寫底層人物，清潔工、學生、民工、乞丐、留守兒童、賣瓜的、裁縫、修自行車的師傅、拎著一根蔥的女人……可以說涉獵很廣，包羅萬象，他在散文創作關注現實上可以說走在了我們許多作家的前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