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薛的散文創作可以明晰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親情主題，第二階段則為關注底層。親情主題老薛寫得也很不錯。寫已故父母半個世紀的命運掙紮，寫他本人挫折磨難，如何參軍、如何轉業、書店被燒、被搶等等，這些痛苦的記憶在他的筆下也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從一個真正有所擔當的作家來看，這樣的親情書寫還是“小”了一點，缺乏形而上普遍性的意義建構。賈平凹在《關於寫作》裏，告訴我們要從“小我”走向“大我”。遲子建在談到她創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時，也談到“小”和“大”的關係問題。她由自己的痛苦進入到另外一種痛苦裏麵去，最後發現個人的痛苦算不了什麼，人間萬象的東西才是值得關注的，人世間的痛苦才是大痛苦，於是一個人的夜晚就成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夜晚。我是在一個無眠的夜裏讀她的這個作品的，讀到最後，我心驚肉跳，恐懼害怕。當然她的這個小說寫得有點失去控製。但她所揭示的問題卻讓人觸目驚心。由個人的痛苦而自覺地進入人世間的痛苦，這是一個作家成熟的標誌之一。老薛散文的轉型就是做到了這一點，因此，格外讓人敬重。由自己的痛苦進入民間的痛苦，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們說，經濟高速發展，21世紀的中國取得的成就我們是有目共睹的，但與此同時，相應的問題也來了。下崗、失業、拜金主義、權力至上……我們大量地喪失了愛的能力，恨的能力，想象的能力，創造的能力，辨別是非的能力……我們變成了物的奴隸，車的奴隸，房子的奴隸，金錢的奴隸、權勢的奴隸……我們在歡呼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麵對政治領域的貪汙腐敗，經濟領域的坑蒙拐騙，文化領域的醉生夢死……環境汙染，愛心缺失，道德滑坡……這是一個物質和精神極不平衡的時代。我們的每一個人在這樣的社會中，無可避免地遭受著來自方方麵麵的擠壓和摧折。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得並不容易。我們的作家在當下這樣的時代需要關注什麼？這是一個價值觀、世界觀問題，說透了也是一個作家的品格問題。餘以為，作為精神擔當的文學，作為人文關懷的文學，關注底層就是在踐行文學的崇高使命。寫作是生命的外化，我們有生命中按捺不住的東西，為心中的悲痛而寫，為某種普世的價值情懷而寫，當為創作的大境界。老薛的意義也許正在於此。《回家的門》讓我們看到了他的創作由小我向大我的成功突圍。一個時代強大的轉型過程留給普通的人們普遍的困厄和精神傷害。如何表達在普通百姓身上所造成的無以複加的生存苦難和心理扭曲。我們看到了老薛潛藏在平靜之下的悲憫與憂慮。為這些小人物立傳，為社會的底層者代言，體現了一位真正作家的人性良知和道義擔當。
其次是散文藝術上的成功。文學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情致與趣味往往成為一種互文性很強的內在品格。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給文字以鮮活的存在樣態，它們都是指人對生命餘裕的感知或享受，發現或創造；都展示了人的優雅而睿智的精神風度，是生命內化的鈣質。“趣味是生活的原動力。趣味喪掉，生活便成了無意義”。（梁啟超語）按理說，這種可作“生活原動力”的情致或趣味，呼應著現代人追求個性解放與發展的潮流，理應成為當今散文藝術的基本元素和重要品質，當然，更應該成為我們的散文作家們精神曆練的基本品格之一。然而，在這樣一個技術社會，欲望的時代，我們看到的事實並不樂觀。近些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一直經曆著急劇的變革與強力的轉型，文化作為這一時代最為顯像的存在，表現出他強大的轉型裂變和危機失範。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的大眾消費者，當然包括我們的作家，都麵臨著物質主義與技術主義不謀而合的雙重擠壓，我們的散文家也不例外，幾乎無法擺脫來自現實生存的緊張感、焦慮感和功利性，當然也很難形成必須以精神安寧和心靈自由作支撐的情致或趣味。相比之下，老薛卻有著明晰的生活主旨——憑著家學的滋養和濡染，更憑著內心的豐贍與充實，他在文壇漫天的喧囂、擾攘與誘惑裏，始終保持了一份難得的從容、適意與淡定，一種遠離了“異化”的、近乎於“為藝術而藝術”的寫作態度。老薛曾給我說，他也曾經曆過一段非常焦慮的困惑期，也曾為了追求發表的成功率而找關係，托過熟人。他也曾渴望能在《人民文學》那樣的大刊拋頭露麵。但，聰明的老薛最終還是選擇沉潛了下來，選擇了平靜，選擇了超越自己的強大自製力。也正如他的散文集的名字一樣，他終於找到了回家的門，並且徹底從外在的紛擾和心靈的羈絆中解脫出來，走向自己真正的靈魂之旅。老薛曾在他的《回家的門》中談到他辭去公職去到一所私立高等學校任教的經曆。他從體製內轉向體製外，這樣的轉型對於我們這個尚不發達的西部小城來說，無疑是讓人難以理解的。但老薛就是這樣做了，義無反顧。這多少讓外人看來，有些不正常。但作為追求文學理想和生活內質的他來說，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情。把文學當作自己生命中堅守的信仰者來說，這並不算什麼。更讓我覺得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文學的轉型上表現出一個成熟作家的自製力和經驗。他沉潛於文學博大的精神世界裏，曆練著自己的心性和才情，感悟著生活的饋贈，抒寫著他筆下獨特的情致與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