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傷逝》反映了“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落潮時期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激烈的社會矛盾中渴望前進，但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彷徨、掙紮和奮鬥。魯迅先生寓批判於事實敘述，塑造了子君、涓生這兩個具有時代氣息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時，深刻地揭示了《傷逝》悲劇所產生的社會因素。
子君、涓生在個性解放的時代潮流中，大膽衝破了傳統觀念的枷鎖，達到了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的目的。他們都是“五四”這特殊時代的人物，由於當時社會的諸種複雜因素滲透和作用於他們，因此，他們都是複雜性格的組合體。就子君來說，她並不像易卜生《傀儡家庭》中的主人公娜拉，起初滿足於生活在所謂的幸福家庭裏，後來發覺自己不過是丈夫的“玩物”，於是為了獲得個人解放而棄家出走。她也與祥林嫂、愛姑等女性悲劇有著本質的區別。在魯迅筆下，子君是一個具有濃烈時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她追求個性解放，為了個性解放、婚姻自由，她不顧一切非議：家庭的阻撓，世俗的不容，人們的嘲笑、諷刺，義無反顧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她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力。”這無疑是向封建禮教挑戰的呼喊，子君要求個性解放的呼聲是堅決的。“否則，作為一個封建家庭的女子，且處於在封建傳統勢力十分強大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她便不可能毅然與封建家庭決裂，便不可以不畏世人譏笑蔑視，斷然與涓生實現新的結合。”從這點來看，他不像魯迅小說裏其他女性，她衝破了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她的追求是大膽的，也是可貴的，表現了人的價值和人格的獨立。使我們看到了“她以矯健的步伐，神采奕奕地走向了現代文學新女性的行列，使人感到她比冰心、廬隱、淦女士等筆下的新女性更加清新而莊美”。但是，我們說這隻是她性格的一個表層，是“五四”這一特定時期初步覺醒的青年在個性解放思想影響下自我意識覺醒的自覺體現。
然而，作為一個複雜性格組合體的子君，她追求個性解放的同時，又不能擺脫壓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傳統精神負擔。這種傳統精神負擔主要包括，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所形成的禮教秩序和封建倫理道德觀，還有她受到的封建教育等。這種傳統的精神負擔，並不單是倫理道德層的。
在子君將自己的全部都托付於涓生時，一半是愛，一半應該說是封建禮教中“三從四德”以及婦女對男子的依附心理。我們說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經曆了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國家，封建的東西無不滲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封建禮教和宗法勢力不可能輕易地退出曆史的舞台，它的頑固性使中國人民反封建的任務注定是艱巨而漫長的。正如魯迅所感歎過的：“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又加之在子君身上所受的封建傳統教育給她帶來的深刻影響，使她在大聲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同時，又陷入了“我並不是我自己的”悖謬之中。“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要求：“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雖然子君在資產階級個性解放思潮的鼓勵下，她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傳統采取決絕的反抗態度。由於她人格深層的傳統積澱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掃除幹淨，因此，當她從一個戰鬥者新女性的形象出現時，隨即又跌入“丈夫的附庸”的怪圈之中。她沉湎於日常瑣事裏，她對丈夫百依百順，溫柔體貼，她把愛自己的丈夫，搞好家庭內務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而當蜜月已過，涓生感到“愛情需時時更新”的必要時，她卻感到了這種生活的充實和滿足。她隻需要“永遠是這樣的安寧和幸福”。在她看來，丈夫就是自己精神和生活上的唯一的依托。她對理想事業幾乎不予過問。我們說沒有遠大的理想，愛情也就失去了附麗。當丈夫開懷灑脫、侃侃而談有關文學藝術等問題時，她是那樣的稚氣而充滿由下而上仰視的崇敬。毋庸諱言，這種追求和情趣上的差異也為他們的家庭幸福設下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