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風雪人間】
一、意外的判決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陳明過了一個十分寂寞而淒涼的春節。沒有客人來，沒有酒，也沒有花。孩子們都在莫斯科念書，他們在做什麼？在想什麼？在他們受傷的心頭，該緊貼著可憐的媽媽的相片吧。風暴總算過去了，可是人還在風雨中飄零。受驚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寧；人該從夢中驚醒，但好像還在沒完沒了的噩夢之中。多福巷十六
號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隻剩一個王姐(當年丁玲家雇傭的保姆)還伴著我們，現在這裏離“福”太遠太遠，一切可以令人高興的思緒都已遠遠離去。我和陳明在繁華熱鬧、鞭炮齊鳴的北京城裏，在搖曳的燈光下，度過了一個十分寂寞而淒涼的春節。
春節剛過幾天，文化部電影局北京電影製片廠突然來了通知，通知對陳明的判決：撤銷級別，保留廠籍，下放到黑龍江密山農場監督勞動；三天後去東郊雙橋農場報到，候命出發。命令來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在那麵紅耳赤、唾沫四濺、辱罵橫飛亂哄哄的日子裏，原來我們早已下定決心，要到東北伊春林區去，或者到貴陽的深山去，我們作了充分的精神準備，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們都無所畏懼，我們都勇於擔當，我們兩個都在一起。現在怎能把我們倆分開呢？而且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生離呢？我們一時都呆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沉默了許久，陳明才說：“這是不可能的。這種時候我不應該離開你，你不能沒有我，不能一個人留在這裏。我要找作家協會，讓他們知道。看他們如何安排。”但我卻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們不向人乞求憐憫。你盡管去黑龍江吧，對我你應該放心！我一定會咬緊牙關，忍受一切。”
在陳明準備出發的三天裏，我們互相規定：“不流眼淚，不唉聲歎氣，振作精神，麵對未來。”這真是“重新做人呀”！讓新的生活早日開始吧，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要頂住，我們能頂住。我們將像青年時代投奔革命那樣，蔑視這時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著為我們設置的荊棘、刀尖昂首前進。讓他們彈冠相慶吧，我們相許我們將信守共產黨員的信仰、道德，開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協力，相扶相助，在祖國北疆凜冽的寒氣下共同呼吸。相愛的人兒嗬！我們不忍分離，卻又堅決分離。我們盼望重聚，而且堅信一定能重聚。但何時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們在多福巷十六號的大門口分手了，留下了無盡的思念與回憶。我還在恍惚之中，三八節那天，陳明在去黑龍江的前夕，忽然回家來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開大門的，我幾乎暈倒在門邊。這奇跡真是從天上落下來的。我們在暖和的小院裏攜手踱著步子，陽光灑在我們身上。我們又緊緊偎坐在屋裏的長沙發上，翻看新近合拍的一張相片，那是特為紀念這不平常的分離而拍的，我們原不缺少歡樂，可是在這張照片裏我們卻顯得沉默、憂鬱，事情對我們太嚴峻了啊！我們好像是久別重逢，彼此有說不完的話和藏在這些輕言細語後邊的無限的擔心。但我們都強壓著內心的悲痛，誰也不去觸著那入骨的傷痕。短暫的會晤之後，即刻就又要分離了，何年何時能夠再聚嗬？我們隻希望我們的離情能把時間拉住。
天黑了。陳明要走了，同伴順路來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著這個同伴，想著他美麗的情人。“有情人終成眷屬”。但有情人卻要無盡期地遠遠分離了。這分離使人斷魂，斷魂處隻有心兒才知道啊。
二、寂居
三月過去了，四月來了。院子裏的丁香海棠綻出了綠葉，綠葉中還含著一點深紅深紫。春天來了，春風吹進了小院。天天盼望著陳明的來信，卻是這樣渺茫。他還是經過哈爾濱時從車站來過一封信。現在，他到了什麼地方呢？四月裏的北大荒，該有一點春的氣息吧？我有點想他，卻更擔心他。我想隻要條件允許，他一定會來信的；現實真會殘酷到不隻是山河遠隔，也還要鴻雁不通嗎？我的公務員夏更起離開我更早。他在五七年九十月間批判會開得熱鬧的時候就被調離回機關去了。他跟隨我們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兒女更親近：我記得風暴剛開始，那天我便對他說：“更起，我們都犯‘錯誤’了。你要相信黨，一切要聽黨的，不要同情我們。生活應該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區農村出來的小孩子，全國解放不久，他到作協機關，派到我這裏。他很單純、聰明，刻苦上進。在我這裏工作，夜間進補習學校，離開我們時，他已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聽到我們的話，他什麼都不說，隻是一個勁兒哭泣，有兩天眼睛都腫了。我們心裏難受，卻無法安慰他。這年七月祖林(丁玲的兒子)從蘇聯回國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參觀造船廠，正當《人民日報》公開報道批
鬥我們的驚人新聞，他從南方回北京。我們不忍心他為我們承擔痛苦，便替他買了飛機票，讓他趕快離京飛回蘇聯學校。那時夏更起是多麼地對他充滿同情，陪他去飛機場，同他一道在機場等待起飛。這以後他每天小心陪伴著我們，悄聲地親切地說話。再過一陣，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監視我們的任務，他不得不向組織上報告我們的一些行動。我在大會上聽到了一些對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責：如我因連日聽會頭痛、胸悶、喘不過氣，陳明帶我去遊人較少的北海公園後門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兩天兩夜沒有合眼，還要支撐著去參加批鬥會，陳明叫更起給我買過一次一錢重的西洋參。我們明白了，我們並不怪他，他得接受這個任務。他怎能拒絕說不呢？但我還是很難受的，因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學院，而不願意去報到入學。我們問他的理由，他說懷疑自己有肺病，學化學不適宜。但我們卻認為這可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經濟問題。因為他去上大學是離職學習，便沒有了收入。如按過去正常情況，我們在經濟上可以幫助他，但現在不行了，他得同我們劃清界線，他不會接受我們的幫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樣能夠接濟他，向他提建議了。這不久，我便向機關提出，我不要公務員了。我並不是怕有人監視我，我們沒有什麼行為是見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務員著想，如果誰還跟著我這個“反黨分子”，那是他的恥辱，他將因此在人前抬不起頭，伸不直腰，甚至會洗刷不清自己的。我隻能忍心看著他調回機關，看著他放棄已經考取了的大學專業，而且也模糊地預見到他的前途。這孩子雖然日漸長大了，卻是一個多麼忠厚樸實的年輕人嗬！
現在一個小小的四合院，隻剩下王姐和我，顯得十分空闊。沒有來客，用不著有人聽門。電話機如同虛設，等著機關派人來拆走。剩下幾盆花，寂寂寞寞自個兒開著。太陽雖然仍舊照射，卻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曰原來就長，可是夜晚也不覺得短。用什麼打發這漫長白晝和思緒萬千的長夜呢？人可以煩悶，可以憂鬱，可以憤怒，可以反抗，可以嚶嚶啜泣，可以長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隻癩蛤蟆似的咕咕地叫著自己不願意聽的虛偽的聲音。安徒生寫過一篇童話，說一個公主被妖法製住了，變成一個癩蛤蟆，整天咕咕地叫，隻有到夜晚，才能恢複她原來真實的樣子，一個美麗的公主。我不是美麗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個有尊嚴的人，是一個認真的共產黨人，我怎麼能掛著一張癩蛤蟆的皮，日夜咕咕地叫，說著不是我自己心裏的話？我得承認我是“反黨的”，是“反社會主義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嗬！我的確沒有反過，從來也沒有反過。但有人咬定這麼說，我就得跟著說，心裏不願，但嘴上得承認。我心裏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認，但我卻不能“頑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麼呢？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我隻有相信黨，我想總有一天黨會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這一天，我應該活著耐心等到這一天。我雖然有過迷茫，但是我想來想去，許多熟悉的身影在我
眼前顯現，許多親切的聲音在耳旁回響。我不能相信，我們的黨中央，我們一千二百萬黨員中，億萬人民中，真的就沒有一個人能尊重事實，肯為丁玲說句公道話嗎？我想，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組成的，我堅決不能相信，創造過空前業績的千萬個黨員和人民群眾竟是那樣盲目輕信，一定要把一個自己的戰友說成是反黨分子。我相信總有一天，曆史會作出證明，人民要做出裁決。我應該不必羞慚，我應該無所畏懼，隻能相信群眾，相信自己，掃清迷茫，堅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擔苦難，做一個共產黨員該做的，繼續用自己的言行，譜寫為人民的一生。
三、悲傷
陳明走後，我整天埋頭在一些異邦異域的文學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第安人、開發美洲的白種人相處，讓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風俗，和難以理解的道德倫理觀念，充塞我這搖搖欲墜的靈魂。人要習慣在寂寞中、孤獨中、恥辱中熬煉，熬煉出一副鋼鐵的意誌，和一顆對自己也要殘酷無情的鐵石心腸才行啊！
清明節到了。我去西郊萬安公墓憑吊我的母親。五年了，親愛的媽媽，你離開我們五年了。五年中我經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後悔我對你的照顧不夠。你奮鬥的一生經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們敬重。你經曆的艱難困苦永遠使我痛惜和懷念。你賜予我的母愛，是我的幸福。全國解放以來，我多麼希望你能多活幾年，享受你一生流離中很少得到的平靜溫暖的晚年。可是現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樹下，低著頭，含著眼淚，深深感到，媽媽，你死得正是時候嗬！你是否預感到船將下沉，便棄我們而去？我常常想你臨終時，我們不在你的身邊，你已經說不出話的時候，你到底在想些什麼？你一定會想到：“冰之現在不在麵前也好。”你總是為我著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有一點點知覺的時候，總還是要想到我，並且一定還為我著想。現在我卻懷疑了，你是否是在想：“我顧不得你們了。我死了也好。”媽媽嗬，母親，你真死得是時候，如果現在你還活著，你將怎樣麵對這些殘酷的現實！你再偉大，你決不能承認你的女兒是反黨的。你再堅強，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分擔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團。你的依賴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躪。母親嗬，母親！你看，現在我佇立在你的墓前，卻想到你幸而早死。這是多麼荒謬的邏輯。這是多麼刻骨人髓的苦痛嗬！
《在嚴寒的日子裏》是我朝夕愛撫的寵兒。從一九四七年在阜平鄉下寫《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時，我就開始構思。一九五。年準備動筆。可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文藝界的許多工作，占據了我的時間，到了一九五三年，母親不幸病故，中央文學研究所改組為文學講習所，改由田間同誌等負責；《文藝報》、《人民文學》的主編先後換人，我才落得無官一身輕。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回到桑千河，走訪了好幾個村莊。一九五四年我又去桑幹河，見到了許多熟人。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黃山，寫出了開頭的五萬字。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參加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接著便是文藝界批評《紅樓夢研究》問題，又由此引起了對《文藝報》的批判檢查，山雨欲來風滿樓，文藝界開了幾次大會，牽連到《文藝報》初期的主編我。有人指責《文藝報》是獨立王國，有人批判《文藝報》初期犯了路線錯誤等。那時我一心要寫長篇小說，實在倦於這些過左的和在人事上雜有派性的爭論，最後我勉強寫了一個書麵檢討過關。一九五五年春天，我離開北京，躲到無錫，一心修改並繼續寫作，長篇才得八萬字，這時又發生了胡風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風刮到了作家協會。先是零敲碎打了幾個同誌之後，接著便是來勢洶洶地層開了追杏一封寫給黨中央的所謂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牽扯到我。連續的大會、小會，有人點火，有人唱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個所謂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於是《在嚴寒的日子裏》八萬字的手稿被封閉在抽屜裏，至今兩年多了。稿紙都焦黃了。我為這長篇所構思的人物檔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園、山坡、河流等等的設計草圖，連同一些讀者來信，對一九五六年發表的小說前八章(約四萬字)的一些意見，都鎖在一個小的鐵皮箱裏，我常把它取出來反複翻閱。最使我難忘的是那些在我腦子裏翱翔的人物，他們常常對我微笑，對我投來熱烈的目光。“我們在等著咧，怎麼你還不把我們介紹給讀者？”這兩年來，他們眼睛瞪著我，詫異我為什麼不動筆。他們，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呼喚是多麼地緩解了我現在的愁懷。我要壓製眼前的一切的煩惱，打掃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們塑造。嗬！親愛的朋友嗬！我知道，人民需要你們。你們一定要在人民中經曆風險，在戰鬥中成長。現在某些人剝奪了我的寫作權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沒有權力，也不忍心扼殺你們。我將怎樣排除這擠壓著我的千斤重擔，全身心地擁抱你們，把你們奉獻給人民呢？寂寞、愁苦、恥辱，使我的心靈都萎縮了，一點生機、激情都窒息了，枯幹了，失去了顏色。我將從何處再得到滋潤，得到一絲陽光、一縷清新空氣呢？現在隻有你，《在嚴寒的日子裏》還可以治療我心靈的創傷。可是，我將從哪裏得到力量來征服我麵臨的災難性的障礙呢？真是“淚眼睨天，雨來天半”，萬裏長空隻有濛濛的迷霧一片。
四、火柴
安徒生寫過一篇童話：《一個賣火柴的姑娘》。在大雪嚴寒的夜裏，在雪白寂靜的街頭，人們都圍聚在溫暖如春的家裏過聖誕節。這個小姑娘的火柴賣不出去，又冷又餓。她蹲在街頭牆角，劃一根火柴來溫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給了她熱，也給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見了她想望已久、美麗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氣，得到了安慰……
陳明來信告訴我，說王震同誌到了他們那裏，寶清縣境的八五三農場，去他們那個隊看望大家。他們那個隊都是從北京去的，絕大部分是國務院一些直屬單位的所謂“右派分子”，大約有一百多人，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幹部，有的是黨員，有的是民主人士。還有一些是跟著黨走，在黨的哺育下長大的青年。這些人的年齡大都在三十至四十左右，正在有為之年，如今卻背著黑鍋，來到邊疆，在體力勞動中鍛煉、改造自己的思想，很多人都是強忍悲痛，拋妻別子，還要用種種設想、種種方法，說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這種處理，到北大荒“監督勞動”。他們大都撤銷了原來的級別，停發工資，按農場新農工待遇，每月一律隻拿二十八元。不過，人民政府有一條補充規定，這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確有困難，原來靠其贍養的直係親屬，每月可以按人補足八元錢的生活費。這些人的思想從表麵看，自然不能沒有區別，從內心來說，就更難知深淺了。大家臨時湊在一起，誰對誰在短時期內還能做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勵；但是否真正能披心瀝膽，以誠相見？在風暴之後，恐怕誰都會心有餘悸，一切以少說為佳。但有一點，他們絕大部分都積極勞動，勤奮學習，遵守紀律，循規蹈矩，不亂說亂動，給農場負責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陳明也許是其中最單純的一個。他每封來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樣參加新的艱苦勞動和嚴格的紀律生活。他根本沒有覺得什麼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裏勞動感到無限的樂趣。我很了解，他這樣並不是為了安慰我，而是有其曆史根源的。
他還告訴我一件十分興奮的事。他說王震同誌冒著春寒去到他們那個隊，他們還住在才搭起的馬架子裏。王震同誌對他們大家說：“我是來看你們的，是來和你們交朋友的，你們要不要呀？”“共產黨準許人犯錯誤，人總是會犯錯誤的；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個人有時右了，有什麼了不起呢？右了還能左的嘛。我替你們這個新建點取個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這一席話正是寒夜裏的火柴，給在冰天雪地裏的人們以溫暖，給人們以光明，令人從一點微微的溫暖裏感受到人世間的熾熱的感情；從微弱的一線光亮中，看到了偉大的母親，看到了黨；從點滴的希望中，就能積蓄起堅定的無堅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誌，這火柴是你劃亮的；你這一席話，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許說過就忘了，你沒有在意。可是在那個時候，在那種處境中，你這幾句話，有千斤重、萬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黨嘛，人們都為此整夜不能合眼。一群踟躕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靈魂，就因為你這一席話，你點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奮起生命的雙翅，在暴風雪中翱翔，衝破層層烏雲，沐浴在自由的藍天之上。啊！一根劃亮了的火柴。
陳明用最激動的感情描述了這一次的會見。而且王震同誌向他問起了我。陳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講了，並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誌一口說：“好嘛。她來，我同意。”火柴！我已感到你的溫熱了，我一定要飛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五、何去何從
邵荃麟同誌，當年作協的黨組書記曾經告訴我：“對你的處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類處理。馮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類處理，這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小組會上討論過的。你可以不下去勞動，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從事研究或寫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資……像雪峰，大概仍將留在文學出版社，參加《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他個人意見，我“也可仍舊留在北京寫作，過一段時間再把陳明從東北調回來”。聽了這些，我的確心動了。如果真像他這樣說，我全心全意從事《在嚴寒的日子裏》的寫作，這一件心事總算可以了結，這正是我多年來一樁沒有完成的心願。可是，他個人的這番好心，能夠獲得另外的權威人士的恩準嗎？我實在不敢有這樣的奢望。同時，我想，我能不能在這熱鬧的城市，而又遠離這裏的一切，孤家寡人，獨自一個人關在房子裏，致力於一本書的寫作呢？自然，為了寫作，一個時期擺脫一些雜務，是需要的。但現在是什麼處境？是在什麼條件下寫作？我是臉上刺有字，頭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門，見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間豎立了一堵高牆。我被描繪成一個醜陋的怪物，任人指點，任人笑罵，千夫所指，眾口一詞，這種處境，我怎麼生活下去？怎麼有心情創作？！怎麼能保持寧靜的心情？！
另外，我們原來曾有過一個想望。在我的書桌上擺著當年從《人民畫報》上剪下來的圖片，和從報紙上剪輯下來的文字資料。這些可愛的風光，和可愛的生活記錄，都來自我們曾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裏大樹參天，叢林蔽曰，在深邃的綠色世界裏，這裏，那裏，透露出幾縷耀眼的陽光。陽光下，小鹿跳躍，溪水低吟，聽婉轉鳥語，看鬆鼠跳躍，聞青草的芬芳，采豔麗的花朵，領略大自然的雄偉，萌發無窮的生命之力。這些全是有關東北小興安嶺、伊春林城的報道。我真願奔赴那雲煙深處，洗滌我內心的煩憂。我願意竭力描寫山林裏伐木人的豪情，那與天地共存、和日月爭輝的新的浪漫豪邁的生活。陳明走後，我曾經把我這些期望向作家協會黨組反映，請求準許我離開這灰暗的環境去另辟一條道路，即使荊棘叢生，山石攔路，我決心要踩出一條小道，或者還會是一條康莊大道。我應該站立在光天化曰之下，應該有所作為！但答複是，我獨自一個女人是不能去那個地方的。他們似乎十分關心照顧我，說以我的年齡、我的身體去那種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說，將再考慮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條路也擺在我麵前。陳明已經順利到達北大荒。他依然是那末樂觀，他總是能發現生活中的美麗，他總是有無窮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滿了生氣的宇宙展現在我麵前。他把那四月的飛雪描寫成迷人的畫圖，把他們創建新生活的勞動，在冰天雪地裏伐木、打井、化冰煮飯、平地蓋房，寫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廣闊的草原、起伏的山巒是如此誘人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開戰，征服自然。一個共產黨員隨時隨地都是真正的戰士，能上能下，能與人民共患難，同安樂。他把周圍那些人都寫得真正可愛，對生活，對人，都是情意深長。我僅僅讀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覺心懷開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說：“來吧，我以為你最好是來我這裏。這裏的很多人，都在關心你，他們都說要專為你營造一間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將在你的筆下留下永久的芬芳。來吧！我們將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線那樣堅毅果敢。你有力量對付一切暴雨嚴寒。這裏可能也有某些阻礙，但我們一定能跨過去。這裏比北京優越，在新的生活裏，起碼會比較容易忘卻那一幕幕陰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襲擊。這裏遠離一些是非和勾心鬥角。我在這裏等著你。我們要在北大荒參加修建宏偉的殿堂。隻有真正舍棄個人的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勞動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猶疑了，到北大荒去，到陳明那裏去。兩個人在一起，兩個人的力量加起來，總比一個人的要強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難會少些。不要留戀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風雨中去，到人群裏麵去，到火熱的勞動中去，到建設的最前線去。共產黨人是無所畏懼的，衝鋒在前，把一切煩惱遠遠地拋在後邊，把那些不值一顧的魔影全部清除掃光。
六 、介紹信
我從作家協會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紙簡單的介紹信。這一張窄紙條，幾行字，使我又一次墮入五裏霧中。那上邊清清楚楚地寫道：“撤銷職務，取消級別，保留作協理事名義。下去體驗生活，從事創作；如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如參加工作，可以重新評級評薪……”那末，黨組書記邵荃麟曾經說的，對我與馮雪峰的處理是一樣的，降幾級工資，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還在政協小組會上討論過的，現在為什麼有這樣的改變？“取消級別，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誰決定的？沒有人向我解釋。這種決定，這樣處理，為什麼事前沒有一個人通知我，和我談談呢？我在黨內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對人對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無情，這樣草率從事的。看來不知道是什麼人，把黨的政策當作兒戲，或者是壓根兒從沒有把黨的政策、組織原則、紀律規定放在眼裏。對馮雪峰的處理是開除黨籍，降三級工資，仍然恩準留在北京工作。江豐呢，這樣一位老黨員，被劃做美術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級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創作，可是“如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看來，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惡極！試問掌握我的命運大權的那些先生們，照你們用中宣部名義寫的這封介紹信，如果我在下麵果真能夠有條件從事創作，你們誰能批準哪個刊物發表我的作品？！又有誰膽敢觸犯你們的權威，按照常例支付給我稿費呢？我明白了，總有那末幾個人，不隻要把我驅逐出黨，趕出文藝界，而且還要趁此奪走我手中的筆，永遠不讓我再提筆寫作。我去北大荒如從事創作，便不給工資，我隻能靠陳明每月二十八元錢生活。黨的一貫政策是戰犯也給飯吃，關在牢裏的死囚犯也給一碗飯吃嘛！這哪裏是介紹我去北大荒體驗生活，從事創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體力勞動去掙飯吃。我已經五十四歲了，我從二十二歲開始寫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氣從事體力勞動呢？更重要的是我拿著這樣一紙以中宣部名義出具的介紹信，基層單位的同誌將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個被摒棄在人民之外，不齒於人民的人！我心裏為此很不安，很憤既。我要去問他們，黨規定的“給出路”的政策，你們就是這樣執行的嗎？我不相信這樣的決定是通過了中央的。中央某些領導一時聽信不真實的小報告，一筆下來點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難道他就一點也不了解我嗎？我過去那樣信仰他，真誠地以為隻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為對我自己絕大的嘲弄嗎？難道敬愛的周總理、王震等中央領導同誌也忍心讓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風嗎？我是絕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為隻有那末幾個人，他們慣於耍弄權術，瞞上欺下，用這樣表麵堂皇，實則冷酷無情的手段，奪走我手中的筆，想置我於絕地。我在這個小院裏，走來走去，壓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嚇壞了王姐，我一定要撞牆，要捶打自己來平息我的憤怒。
王姐把飯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隻好悄悄地又端回廚房。陳明遠在東北，我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我折騰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來。我想隻有兩條路，一是去找邵荃麟問個究竟；二就是拿這張“通行證”硬著頭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問，不論去問誰，一定是問不出結果的。他們可以推；甚至可以說組織上的結論就是這樣。那末，我仍隻得低頭回來兜著走。我能抗拒這種待遇嗎？我抗拒得了嗎？半年多來，我哪裏還有什麼力量同這夥人糾纏！他們是一幫一夥，他們打著紅旗，什麼違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幹得出來。我現在是一個孤立無援的人。那末，走第二條路吧。反正得離開北京，反正要到下麵去。下邊自然是按照上邊的意思辦事。但下邊人多，群眾中就沒有一個頭腦稍稍清醒的？何況我到下麵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結果注定是要更壞的。下去就是過日子，日子總可以比在這裏過得好些。至少有陳明在那裏，他的微弱的力量，對我來說，就是莫大的支持。於是我下了決心了。什麼都不說，不問，帶著這張“通行證”，壯膽下去，沉在人民中間去，胼手胝足，臥薪嚐膽，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來的，天下絕不會就由少數這幾個人長此主宰擺弄。
七、輕裝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輕裝上路。不是說要我“重新做人”嗎？是這樣的，我決心真正地從頭做起，把過去的一切都勾銷，現在從零做起。不！不是從零做起，是從零下做起，是從負數做起。因為現在已經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沒有資格從人做起，我隻應該從負數做起。既然已經是這樣，關在北京將長此這樣。不能等待，天上不會落下奇跡。因此要鼓起勇氣，走到人群裏邊去。個別人口頭上不希望我去，他們很會裝模作樣，好像同情我，可憐我，實際更願意看到我從此萎靡，一蹶不振，從文壇消失，以此來證明對我的判決和處理是完全正確、大公無私的，是他們的不朽功勳。我不能順從他們的心願，我要做出自己的證明。我隻有到群眾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戰爭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眾是通情達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來，不會出現奇跡，我在下麵仍然會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還會聽到唾罵和更多的閑言碎語。但有什麼了不起的呢？難道我還沒有遇到過？難道那些誣陷、那些唾罵、那些詛咒，這三年來我聽得還少嗎？我就這樣鼓勵自己，要像戰爭時期那樣，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人民群眾有什麼可怕的呢？在北大荒創業勞動的人民有什麼可怕的呢？群眾的眼睛是亮的。群眾是最講究實事求是的。隻要我憑著一顆共產黨員的心，真正地、長期地為人民服務，我一定可以得到群眾的理解，贏得群眾的信任。我將在他們那裏生活得愉快，我將重新獲得一個嶄新的世界。
作為一個知名作家，作為一個高級幹部，總是常常聽到讚揚，受人捧場，因此自己得時時警惕。但無論如何，不管怎樣，日子過得總是順利舒服的。而成為一個犯罪分子，一個瞼上烙下金印，頭上戴著大帽子的人，現在卻要承受一切詛咒、斥責、指點、痛罵，就像一個人赤身裸體被嚴密包裹在一個滿是鋼針編織的麻包裏，隨時隨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許多紮得令人心疼的鋼針。大人先生們嗬！你們幸運，可能是一輩子也不會體味到這種滋味的。你們隻會說大話教訓人：“要知罪，要坦白交代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們的反動的靈魂！你們要重新做人！……”你們真是仰頭望天，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嗬。好像隻有你們才是一貫正確，從娘肚子裏出來就是一個徹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記得，在首都劇場千人參加的作協黨組擴大會的總結會上，一位權威說的話，我是一輩子都不敢忘，而引為教育的。他說：“以後，沒有人會叫你‘同誌’了。你該怎麼想？”說這話時，他那輕鬆、得意、一副先知的臉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靈的痛處。我從他的冷語，從他的臉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隻是掛著黨員的招牌，口口聲聲講人道主義，而實際卻往往是沒有絲毫人性的。劉少奇同誌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裏曾經說過：共產黨員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讀到這話時曾經認為，在共產黨內，一個共產黨員會有冤枉可挨嗎？我以為黨絕不會冤枉一個黨員。現在看來，我的確太過於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