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了跤，不管怎麼摔的，總得自己爬起來，總得自己站住。黨籍沒有了，黨籍並不一定能說明一個人的真正好壞。蘇聯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衛軍》中就寫過一段這樣的故事。一個黨的幹部相信了一個有黨證的黨員，後來才知道這個黨員是一個叛變過的壞蛋。他接受這次的教訓，說道：怎麼能憑著這一張小小證書來信任一個人呢？！現在，我的黨籍任人開除了，但一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心卻仍是屬於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黨籍的黨員，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黨內不長的曆史上，總會有少數那末幾個想整人的人。但中國共產黨是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謀求人類幸福進步的黨，她的絕大多數黨員是很好的。在漫長、曲折、複雜的航道上，有時她可能會偏離大方向，有時甚至會被某些壞人操縱，但整個黨和黨所追求的理想、事業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黨不是哪幾個人的，不是少數人能篡奪的。總有一天，理想終會要實現的，也許要經過幾代人的艱苦鬥爭。現在我不是一個黨員了，但我應該繼續為黨工作，要比一個黨員工作得更好。我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黨員，在逆境中也應該符合一個黨員的要求。因為我不是糊裏糊塗跑進黨來的，我在黨內受過黨的長期教育和培養。我應該用自己的一生，證明我沒有辜負黨的教育和人民的培養，我是一個經得起嚴峻考驗的共產黨員。我也要明白告訴那些人，你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丁玲絕不是一打就倒的虛弱的、紙紮的、泥糊的人。她會振作起來的。
八、前進
六月下旬，作協總務科代我買了去黑龍江哈爾濱的火車軟席臥鋪票，並且特地選派一位轉業軍人陪我同去，他也坐軟臥。說是要把我一直送到農場，這可真是特殊照顧。隻是我不理解，為什麼車票錢全要我支付呢？按常規說，“犯人”是應該由主管有司出路費，“解差”的旅差費更不應該派在我這個“犯人”頭上。我相信在別的單位，大概不會這樣。陳明他們去東北，便是農墾部包的專車，而且三個人有一個臥鋪。是不是因為從五十年代初，我和白朗同誌響應號召，不領工資，依靠稿費自給，這樣，如今下放的旅差費也應該自理？管它呢，隻要我手邊還剩有幾個錢，我是不會計較的。也許這隻是個別辦事人員一次意外的粗心？真是耐人尋味。
車廂外邊，陽光照著遼闊的原野，生氣勃勃，玉米已經長得很高，麥子更見茂盛，遠山近樹，一掠而過。我的心懸在高高的空中，恍恍惚惚。我應該想什麼呢？我不能無所思索，更不能麻木不仁。可是回憶過去，我實在不敢回首，就讓它統統成為過去的吧。想望未來，未來將是怎樣的呢？實在是一個謎。車廂本來不大，對麵又坐著一個素不相識的奉命監視我的人。他們對我顧慮的是什麼呢？死，他們不會擔心，他們可能知道我是不會輕生的，我不是一個會自殺的人。二十五年前，在國民黨的囚禁中，我自殺過一次，沒有成功。現在我絕不自殺。怕我逃跑，也不是。如果我想跑，半年多來我是有時間可以跑的。但是，誰也清楚，我是無處可跑的。那末就是專門照顧我來的，但絕不會，他不像一個照顧我的人，他不會照顧。他隻是奉命一路監視我。返回北京，他可以把我一路的狼狽相彙報給一些對此感到有趣的人聽。但我還是擺脫這些思想，我裝著什麼都不了解那樣，把他當成一個同誌，一個曾是解放軍的戰士那樣看待，我照顧他吃飯，照顧他休息，同他拉家常，聊天，以解他旅途的寂寞。他對我本來是談不上有什麼恩怨的。他隻不過是奉命行事。即使他有些討厭我，或者對我有戒備，那隻是從他的領導人那裏得來的。這怎能怨他呢？我們總算相處得可以。沿路也沒有認識我的人，沒有什麼幹擾。可以說，我還是比較平穩地過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哈爾濱。
九、陝北人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哈爾濱。車站上很擁擠，全是不認識、不相幹的人。沒有一個來接我的人。我和作家協會特派陪送我到北大荒的那位轉業軍人從擁擠的人流中走到街上。我們往哪裏去呢？隻好拿著作家協會的一紙簡單的介紹信去敲黑龍江省文聯的大門。等了一會兒，我獨個兒被請到樓上的辦公室。辦公室裏寬敞整潔，陽光充足。我坐在一張軟沙發上，感到很不相稱。我的緊縮的心，和厭煩的情緒，使我希望趕快離開這裏。我想我是不得已才來這裏的，我不求別人什麼，隻需要有個人打個電話，為我們找個臨時落腳的地方，能睡一夜，換張車票就行了。
不多久，從通裏間的那個門口，走出來一個中年人，中等個子，白淨麵孔，看樣子是個負責人。我不認識他，正要站起來，他卻搶在前麵走到我跟前要和我握手。我倉惶地不知道該不該伸出手去。他卻和氣地向我介紹道：“我叫延澤民，曾在延安黨校三部，同陳明在一起學習過，我們不同一個支部，大約他不會記得我。”
我沒有講話，我該講什麼呢？
延澤民是黑龍江省文聯主席，也是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他問到我這次的去向。我把情況簡單地說了點。延澤民卻嚴肅認真地說道：“陳明在寶清縣，在八五三農場；怎麼能介紹你去湯原農場呢？這是兩個墾區嘛！你先在這裏住幾天，等我把事情弄清楚。王震同誌正在密山農墾局，我打電話去問問。先安心住在這裏吧，有什麼問題盡管說。”
我自然隻能聽他的。他告訴我他是陝北人。其實他不說我也聽得出他的陝北口音。陝北啊！這是我經常用留戀的心情想到的地方。陝北鄉音是多麼純樸濃厚、情意綿綿嗬！我去北大荒途中第一個碰到的就是陝北人，是我的第二故鄉的親人，這該是一個好兆頭！延澤民向他的秘書交代了一番，我便告辭出來了。
他們用小汽車送我去哈爾濱最新，也是當時最好的國際飯店。到了那裏，服務人員帶著笑容抱歉地說：對不起，已經住滿了客人，無法接待。這樣我們隻好出來。我心裏明白，他們不願接納一個“右派”分子，一隻醜小鴨、癩蛤蟆怎能與那裏的國際來賓和高級幹部住在一起呢？看來還是延澤民太天真太不懂事了。那位秘書隻好把我送到道裏的馬迪爾旅社去。這家旅社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第一流的，不過十年以後，如今卻顯得陳舊和窄小了。其實住在這樣的旅社對我現在的身份還是太過分了。我坦然無所謂地隨著秘書走了進去。旅社的負責人把我安排在一間塞滿五個床位的小屋裏，這時住進來的卻隻是我一個人。房子是朝北的，有一個小窗戶，屋子裏顯得很悶。我坐不下去，隻好走出去，在旅館門口透一口氣，我慢慢走向鬆花江的江岸。那位從北京陪送我的轉業軍人無聲地跟著我。我看到一個咖啡店，便進去喝咖啡。當我們回到旅社時，服務員告訴我，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主席延澤民同誌來過了，並且把我的住房換到一間朝南的頭等房間了。我進去一看，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還像當年一樣的明亮和華麗。事真湊巧，這房間正是一九四九年我出國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途經哈爾濱住過的那一間。時過境遷，今昔難比，我怎麼能不回想到當年的情景和現在的厄運呢？
十、馬迪爾旅社
一九四九年的馬迪爾旅社，真可算是冠蓋雲集。從北京來準備去巴黎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的代表們，大部分都住在這裏。我和畫家古元同誌是從沈陽來的。我於一九四八年參加中國婦女代表團去匈牙利參加世界婦女大會，回國後沒有去北京，就留在沈陽寫作，寫了《十萬火炬》，寫了《法捷耶夫訪問記》等篇，興趣正濃。這時北京來申讓我去哈爾濱與“和大”的代表團彙合同行。代表團團員大都是知名人士，有的來自解放區，有的來自國統區。在舉國歡慶革命勝利的時候，這群天之驕子都要傾吐久別重逢的衷曲，抒發彼此因山水阻隔，未能會晤的渴念心情。代表團裏有風流倜儻、不可一世的老詩人、名家郭沫若，有誠懇待人的長者馬寅初，曆史學家翦伯讚，大畫家徐悲鴻，著名青衣、一口好嗓音的程硯秋，還有老練深沉的劉寧一和熱情才子、劇界先驅田漢、洪深，以及其他一些文學家、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真正是濟濟一堂。我常跟在老熟人鄭振鐸、曹靖華的後邊。他們關心地詢問我這十多年戰爭中的生活情況。我理解他們，我感謝他們。在一
九三一年胡也頻被捕犧牲後，鄭振鐸曾冒著風險熱心照顧我，他以《東方》雜誌社的名義，預支給我二百元稿費，使我能把孩子送回湖南家鄉。一九三六年在北平我找到曹靖華時，他熱情地款待我。當他知道我急於找黨要逃離南京，他從心裏高興，並且滿口答應協助我。果然他為此輾轉寫信給魯迅先生。這些人幾十年來都是名實相符的正人君子，都是對革命、對革命者滿懷激情的人。鄭振鐸在一九五七年作協黨組擴大會(批判我的大會)上，在高壓的氣氛下，作過一次很可憐的發言。他說他每次聽到有人揭發我的材料時，他都大吃一驚，以為大約就止於此，不會再有什麼了，已經到頭了；但所謂揭發竟然連續不斷，勢不可止，我成了罪行累累、一無是處的惡棍。他真痛心難受，覺得自己可能太書生氣、太不理解這個世界了。當時我了解他，他的確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忠厚長者。我不知道批判大會以後，有朝一日他清醒過來時他將作何思考呢？曹靖華在大會上沒有發言，但後來他不得不寫了一篇文章，自然不可能有什麼令旁人滿意的內容，他隻不過是說一些空話，說我和馮雪峰是開黑店的。我完全能理解，這些人一定得表態，否則，有人將把他看成是站在我一邊的；而且他三十年代同魯迅、秋白的友誼，這時對他也可能是不利的。
這時，我的孩子蔣祖林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他八歲到延安，是黨把他培養長大的，準備派去蘇聯學習，還在待命。那年他正當十八九歲，秉性淳樸大方，深情卻不窄狹，懂事明理，沒有一些幹部子弟的壞習氣，不驕傲，有禮貌。在這樣眾多人麵前，我覺得有這個兒子，是很幸福的。我從來都希望他快快長大，長大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成為可以同我談心的朋友。一九五三年他去蘇聯學習潛艇製造，學期較長，一九五八年還沒有回國。他現在該怎樣了呢？他一定為我們傷心透了。我最難過的就是我使他們也陷入了不幸。我又完全沒有能力幫助他們。我的一對可愛的孩子，我隻希望他們堅強。他們怎樣理解媽媽都可以，我隻希望他們切莫悲哀，切莫喪失希望信心。但怎麼能夠呢？一想到他們當前的處境，我的心就比什麼都亂，恨不能捶打自己，怎樣才能挽回這悲慘局麵呢？
馬迪爾旅社，屋宇內部，的確仍是光亮華麗，可是九年後的我，舊地重臨，隻能勾起無限感傷。我在這靜靜的屋裏徘徊，我實在希望能早曰去到北大荒，到達目的地，能看見陳明固然好，即使一時見不著，也總能安定下來，在世界上重新占著一席之地，從零開始吧。
十一、初到密山
六月末的一天，淩晨四點鍾，我到了密山。這是黑龍江省東南角上的一個小縣城，離興凱湖不遠，在未開發前，可能是隻有十七八戶人家和兩三個留人小店的一個邊境小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為著軍事上的需要，也為著經濟侵略的需要，在這裏修建了大營房，組織開拓團，開發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當地人民的反對和抵製，他們沒有搞好久。東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軍在北大營舊址創辦了第一所航空學院。我的兒子蔣祖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著從河北建屏領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幾個同學，千裏跋涉，來到這個學校學了幾個月。這個地方真正興旺熱鬧起來卻是近幾年的事。建國以後，王震同誌出任中央農墾部長，大批鐵道兵部隊的官兵，每年綿綿不斷地湧入完達山脈，虎饒地區，烏蘇裏江沿岸及興凱湖畔，安營紮寨、屯墾戍邊，大批長期鏖戰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和鴨綠江邊、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兒們，放下槍支，拿起鋤頭，使這千裏莽林荒原，迸發出青春的火光。在邊境線上，幾十個軍墾農場興建起來了。密山，便成了這些農場的指揮樞紐和後勤基地。城鎮雖小，卻充滿了新生的氣象。
東方升上來的太陽，照著我的身影。在密山，一個熟人也沒有，我還隻是孤身隻影。車站很小，同所有的小車站也不一樣。上下旅客不擁擠，也不會有來迎接我的人。但我看見這裏人同人都是笑容滿麵，都是高興地走過來互相說幾句話，好像是老友重逢。開始，我不免有點擔心：“該不會有人認出我來吧？”但他們彼此之間也都是這樣，看來，誰都不認識我。
怎麼？是不是我臉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沒有人想追究我是誰，隻要是到這裏來的，就都是農墾戰士，各個農場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們一視同仁，把我當成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因為到得太早，密山農墾局的大門還關著，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大街上店鋪也沒開門，路上隻有很少幾個行人。一間賣豆腐腦的小店門口擠了不少剛下火車的人。我們去買了兩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樹下吃了起來。幾隻早起的母雞在我身邊啄食。我們又走向山坡，望見四麵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個農場的路。我想，我將走向哪裏？看來，這裏就是我今後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做人”的起點了。幸好，我可以放心，這裏的人還是很和氣的。但是，一旦他們知道了我帶來的那份不光榮的介紹信，他們讀過報(怎能不讀報呢？)，開過會(怎麼能不開反右的會呢？)，那他們將如何看待我呢？離京前，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勸我下來改一個名字，想來是有道理的。隻是，我如果老是騙著人，騙取人家對我的信任、對我的好感，我心裏可能會更加不安。兩相比較，我想還是應該老實地對待群眾，老實地對待自己，即使十分難堪，也屬“罪”有應得，也是隻有咽下去的。我反複想來想去，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八點鍾時，我再去農墾局，王震同誌還沒來，我們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來往的幹部，這裏的空氣似乎比外邊世界嚴酷多了。我總是一個人獨自坐在我的小房裏看書，為了躲避人們審查似的問話或眼光，我又總是到外邊散步，像幽靈似的在這個小鎮上、在鎮子的周圍徘徊著。
密山，我是喜歡你的。你容納了那末多豪情滿懷的墾荒者，他們把這塊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發源地，是向地球開戰的前沿司令部。當年威震湘鄂，後來又揚名南泥灣的礦工出身的王震將軍，就常駐節在這裏，指揮千軍萬馬，向大自然挑戰，勒令土地獻米納糧，把有名的北大荒變成富饒的北大倉。這樣一場與大自然鬥爭、與人們的好逸惡勞思想鬥爭的運動，怎能不激發我的戰鬥熱情，堅決勇敢地投入偉大的建設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嚴寒中的小草，隨時都可能被一陣風雪淹沒。我惱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堅強，我也不能衝破阻攔我與世隔絕的那堵高牆，我被劃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敵人。我過去曾深深憎惡那些敵對階級的犯罪分子，現在，怎能設想別人不憎惡我呢？我曾以為隻要我離開了北京多福巷，隻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裏邊，我的處境就可以一天天變得好起來，現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們對我不壞，我對密山的印象也很好。隻是，那是因為人們還不知道我是誰，我在裝成一個好人，一個心裏無事的普通人的樣子，才能得到這份平等對待。假如我露出了插在我頭上的標簽，我還能這樣平安無事嗎？我就像發寒熱病似的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過了一天、兩天……
十二、見司令員
我在極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準備著與王震同誌的會麵。記得遠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隨紅軍前方總政治部楊尚昆同誌從保安到了定邊的紹溝沿，前方的指揮員都集中到這裏，研究怎樣同胡宗南打最後的一仗。我在這裏見到肖克，見到陳賡，後來又有一個穿狐皮領子大衣的軍人走進窯洞，用湖南腔大聲嚷道：“啊！聽說來了一個女作家，在哪裏呀？”當時，我很慚愧，沒有說話。他似乎是在對我說：“歡迎！歡迎！我們這裏都是武將，沒有文人。我們非常需要作家，是嗎？”他又轉向別的同誌，然後高聲笑著，走出去了。別人告訴我，他就是王震。以後大約我們還見過麵，點過頭。一九四三年，中央黨校秧歌隊去南泥灣慰問三五九旅，我跟著去了，但是沒見到旅長王震同誌。全國解放後，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散會時，我擠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著說道：“你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我讀過了，寫得很好。”我驚詫了，而且臉紅了。我沒有想到像他那樣的武將，政務繁忙，會有時間讀我的小說，而且還那末直率了當來了一個評價。我倉促間不知該怎麼回答他，隻是感激地對他笑了一笑。這以後我們沒見麵了。自然，像他這樣的紅軍將領，我很早就聽到過許多對於他的讚揚，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這個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現在，我要到他的治下來接受勞動改造，現在要去見他，我將以什麼態度，用什麼心情，來向我向來崇敬的人談話呢？自然，我現在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過他讚許的同誌了，現在我成了革命的敵人，我是階下囚，我將怎樣開始我們的談話呢？我能否繼續把他當作一個最能使我敞開胸懷，掏出一顆受折磨的、虔誠的、破碎的心的同誌呢？我能在他的麵前為自己申辯哪怕隻是短短的幾句話幾個字嗎？難道我隻能把他也看成是一個神聖的法官，將要在他麵前一次又一次地認罪嗎？……我在農墾局的會客室裏等了一會兒，後來被領到樓上局長的辦公室。局長還沒來，有兩個像是秘書的人陪我坐著，彼此都不說話，我等著那最緊張、最重要的一刻。
我聽到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夾雜著高聲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來，沒有低頭，望著前方，一群人走進了屋。我張眼望去，王震同誌正站在我對麵，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來了。我不知該說什麼，也不知該做什麼，默默地把眼睛望到遠處，是一副漠然的樣子。他剛剛在門外還笑來著，現在，他不笑了，靜靜地，可能是正看著我吧。他用一種什麼心情、什麼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個負責人的態度在對待我，他這時不會對我個人表示什麼感情。我想，他過去並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會聽到過許多對於我的這樣那樣的誹謗，盡管他讀過我的一篇小說。在漫長的經曆中，他看見過的人，偉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無功無罪的都太多了。他經曆過無數次的戰鬥，在戰場上同敵人肉搏，他愛同誌，他對人民對戰士都非常熱情，但他也處治過人，他是革命將軍。我也不是毫無閱曆的，也算是會觀察人的，不是一點不懂在什麼時候最好怎麼說、怎麼做。可惜我就是不願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一個人起碼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聲不響，什麼也不說，等著他發話。
屋子裏靜極了，這時，沒有旁人說話的地步，大家都看著部長，等他說話。
王震同誌自然沒有過去那樣對我的笑容了，但也不過分嚴肅。他隻說：“思想問題嘛！我以為你下來幾年，埋頭工作，默默無聞，對你是有好處的。”這幾句話我永遠記得，而且的確對我很有好處。但這時，我隻想：這些話也對，但並沒有說到要害，很難怪他嗬！王震同誌接著說：“我已經叫他們打電話給八五三農場，調陳明來，同你一道去湯原農場。那裏在鐵道線上，交通方便些，離佳木斯近，住處條件好些，讓他們給你們一棟宿舍。”
我仍然沒有說話，他便又說下去了：“你這個人我看還是很開朗、很不在乎的。過兩年摘了帽子，給你條件，你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你願意去哪裏就可以去哪裏。這裏的天下很大，我們在這裏搞共產主義啊！”
他不再說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躊躇了一下，不知道該怎麼說，想什麼都不說，可是我突然說了：“契訶夫隻活得四十年，他還當醫生，身體也不好，看來他寫作的時間是有限的，最多是二十年。我今年五十四歲，再活二十年大約是可以的，現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三十歲，以前什麼都不算……”說著說著，我發現自己在這時還說這些大話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約不知道我為什麼突然扯起契訶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們之間還是隔有一座高山，這一點也不怪他，他是個好同誌，在這種時候，對我們這種人，肯伸出手來，即便是共產黨員也是很少的，是極難得的。他真是一個有魄力、有勇氣的同誌，我感謝他，將永遠感謝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則談何容易啊！後來，他每年到墾區視察工作，還對我講過許多話，給過我許多幫助，這都將在以後再說。
他給了我一封寫給佳木斯合江農墾局局長張林池同誌的信，最後說了一句：“安心等陳明，他一兩天就要到了。”我告辭走了出來，孤單單地獨自一人站在街頭，無處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著伸向遠方的公路。陳明！陳明啊！你將從哪條路走來咧？
十三、相會
第三天，吃過中飯，我正躺在床上看書，門呀的一聲開了，走進來一個人。我認識他，但又覺得不是他了。這是怎麼的？我一下跳下床，陳明猛地撲過來，把我擋住了。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們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我們分開才三個多月，他又黑又瘦，顯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憐惜地說：“隻要在一起，什麼都好，是嗎？”於是我們並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講他是何時得到通知的，他是怎麼來的，他舍不得離開八五三農場，舍不得那一同挖井築房、平地起家、共過艱苦的戰友。我摸著他的手，又粗又硬，簡直不像他的手，這是他嗎？就是他。還是幾個月前我們分手時那樣的知心，那樣的體貼，我隻能從他舊有的輪廓來印證他外形的變化。陳明發現了我的詫異，深沉地說：“我現在是一個農工，一個農業工人，常在風裏雨裏，太陽曬，怎會沒有變化呢？不過，我的心是不會變的。共產黨員，能上能下，什麼事不能幹？在多福巷的時候，我們就說過，今後要努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存在，改變自己和社會的聯係，改變自己的成分。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記簿上填寫成分時，我寫的是農工。我感到自豪。我現在拿我的雙手為社會主義服務，還用我的雙手照顧你，我隻希望你快樂些。你應該快樂地活下去，而且寫文章。我們不背包袱，白手起家，從零做起，從負數做起，我們要在這裏共同走出一條路來。”
陳明和我總不是完全一樣的，他有些想法比較簡單，而且從好處想得多。他也曾痛苦過，我永遠記得，他在被開除黨籍那天流的眼淚，一個從來不流淚的人，忽然流淚了，而且，淚水是那樣止不住地湧出來。我無法安慰他，隻能陪著他哭，我懂得他，為他的那顆心而哭。但他以後再也不提這件事，好像他仍是一個黨員那樣堅強地生活。他總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來安慰我，支持我，鼓勵我。我有時會覺得他太簡單了，他可能還不全懂得我；但他卻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麼會不懂得我？正因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這樣的。他把一切憂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個人身上，而把樂觀卻捧給我，讓我能過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確因為他，因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響顯得更堅強些。假如他是一個多愁善感，或者消極悲觀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將是一潭死水，毫無生氣，終會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體貼他，而也振奮起來呢？
今天是七月一日，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寫著通知，黨員同誌都開會去了。我裝著好像不知道這回事，陳明也不說話，我們表麵上都很平靜，可是我們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裏。我們淒然地走在大街上，在村邊，在沒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著過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協山頭上開“七一”紀念會，李又然、吳伯簫，因申請入黨未得批準，他們痛苦地離開大家，獨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現在我們卻是被無辜地開除黨籍，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離開了戰友、同誌，無親無故，兩個人形影相對，在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個下午，我們在密山尋找可走的地方。我們去火車站，買了車票，我們是從這裏來的，明天將從這裏出發。
車站像一座農具倉庫，路邊排滿了農業機械，許多人在這裏觀看、撫摸。我們又走上山坡，陳明指點我，哪些路通往哪個農場，他是從哪條路來的。我們走向附近的停車場，上百部十輪卡車，停放在這裏，是從各個農場來這裏運輸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天黑了，我們不願回招待所，便去小飯館吃飯，在這裏聽到從農場來的人的談話。這些談話的內容，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們對生活的向往和熱愛，可以排愁解憂。陳明很像一個農墾戰士，人們都樂意問他點什麼，他無所顧忌地講故事給他們聽，有時又加點幽默。人家歡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覺得輕鬆了許多。密山！我是喜歡你的，可是我們得離開你了，我們前麵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
七月二日，我們兩個人便乘火車去佳木斯了。
十四、李主任
到佳木斯後，我們自己找了一個住處，佳木斯第二招待所。這是一排臨街的小屋，街上很熱鬧。這裏我們沒有熟人，走在街上可以不顧慮有人認出我們。佳木斯是黑龍江省的一個比較熱鬧的城市。
我們雇了一輛馬車，蹄聲得得，掠街而過。陳明說笑道：“難道這不像一駕英國皇家的馬車嗎？”馬車一路行去，走過幾條街，便到了農墾局的政治部。我們棄車漫步，走進那已經顯得陳舊的小樓房。在一間屋子裏，找到政治部的李主任。這人個子不高，看起來很樸實，也很平和，講著南方人的北方話，請我們就坐，問了幾句話，就打開了我從北京帶來的那封介紹信。他看後，頓了一頓，問我：“怎麼不給工資，那你吃什麼呢？”
我惶惑地結結巴巴地答道：“沒有關係，我還有一點存款，我還有公債券……”好像這封介紹信是我自己寫的，因為寫得不好而抱歉，要請他諒解似的。
他更遲疑地用不理解的眼光看著我，並且說：“不能這麼辦。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問問。”
我趕緊又說：“我還有錢。陳明還有工資。”他便又問陳明每月多少工資。陳明說：“在八五三農場時，每月二十八元。”他說：“來到這裏，每月三十元吧，有意見嗎？”陳明說：“由組織決定，沒有意見。”隔了一會兒，他又猶豫地問我：“這體驗生活，你怎麼樣去體驗呢？”說老實話，我對這一點是沒有仔細考慮過的。這時候臨時來想，要答複他實在答不出所以然，但很容易一下使我意識到我現在的身份與從前不一樣了。我說，自然不是輕輕鬆鬆地到處走走，看看，訪問，調查了。接著他就問起我的曆史，問我是什麼地方人，說在延安他見過我，知道我是一個作家。他說長征時，他自己是照顧徐老的衛生員。我這時一聽便完全放心了，覺得又遇上了一個好人。他是長征幹部，長征過來的同誌都是受過大苦大難、很懂人情的人。這大約是一個好同誌。因為他沒有把我當作敵人，而還是把我當一個同誌。就這一點使我心裏暖融融的，我一直感激他。他在我腦子裏留下了一個好的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