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新的家
三天後，我們從佳木斯乘火車到了湯原農場，住進了一間約二十多平方米的刷得粉白的空房子。隻是牆上滿是像孩子們塗得亂七八糟的圖畫和不成字體的字，還沾有許多幹了的雞糞，有兩扇窗戶，當西曬，空氣充足。屋子裏放了兩張木板床，兩張小桌子，兩把凳子，我們忙著清理打掃，沒有什麼別的物質的欲望，我們十分滿意。陳明忙著找到農場的郵局，訂了報紙雜誌，他覺得從此我們看不到文件了，我們又不能離開社會，明知道以後看報的時間很少，便更要多訂幾種。第二天，他就到分配他去的第二生產隊參加勞動了。我被準許休息兩天。一個人在陌生的環境裏，在這新安的家裏，整理一下簡單的行李，繼續擦洗清掃那滿是灰塵、雞糞的家具和滿是雞糞的地麵。屋裏很空蕩，我有心讓自己想些高興的事情，但總是有點不得安寧。這幾天所經曆的生活，和遇見的一些陌生的、使人不免有點膽怯的一群人，就像走馬燈似的在我腦子中來回轉動。我想來想去，實在沒有什麼人侮辱我，刺激我，可以說生活還是平靜的。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心總要忐忐忑忑不安。有時嫌自己太無所謂了；有時又嫌自己太多心，太計較了。我原來不是這樣的人，我是一個比較豁達、比較自由舒展、無所顧慮的人。現在為什麼對人熱情不夠？我又想，要熱情幹什麼？現在誰也不需要你熱情。比如在佳木斯，中央農墾部的副部長兼農墾局局長張林池同誌看到我帶給他的王震同誌的親筆信後，便向我們介紹合江墾區的整個情況和規劃，還提出我們可以改換一個地方，不必到湯原農場而去新興的星火集體農莊。他說得很坦白，星火農莊比湯原農場好。可是我隻說：“去湯原農場是王部長的意思，就按王部長的決定辦吧。而且，湯原農場也一定要變好的。在這一變革中，我們更可以學習到東西。”他提議我們可以在佳木斯多停幾天，看看佳木斯的工業以及其他方麵的建設。我也隻說：“還是先去農場報到，參觀以後還會有機會的吧！”我簡直成了一個膽小怕事的侏儒！我恨我現在為什麼變成了這個樣子！我恨我自己，我不能恢複和保持我原有的灑脫和對新鮮事物的熱情。
湯原農場杜場長是準備就要調離的，他給我的印象，像是一個沒有什麼準則，又沒有什麼作為的老同誌，是團級幹部，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他對我很謙虛，可能過分謙虛了，使我疑心。他過去可能聽到過我的名字，但對最近像雪片那樣批判謾罵我的文章卻漫不經心，所以還保持原來對我的印象。我自然應該感謝他。看得出他是有革命經曆的。但我還沒有看出他的老練、熱情，他好像還沒有學會為人處世。他隻用幾句簡單話就把我交給養雞隊一個年輕的薑支書。薑支書又簡單地說，為了照顧我上班少走路，就在雞舍院內指定給我們一間小屋，隻有現在住的這間屋的一半。後來他到我們屋裏來，看到東西擠得滿滿的，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他就讓我們搬進現在這間大屋子的。陳明的班長何富有，下工後隨陳明一起來到新居，一看就說，怎麼，一把椅子也沒有？這麼大年紀了，我去想辦法。果然，不一會兒，不知道他從哪裏搬來了一把木頭椅子。王震同誌的親筆信上要農場給我們一棟房子，就算煙消雲散。反正我們已經知足了，自然不會再提。這間房子的走廊上，院子裏全是亂飛亂跑的雞群和遍地的雞糞、垃圾。正是熱天，那些氣味總要送進屋裏來的。家是有了一個，我們在這裏擦擦洗洗，一時很難安定下來嗬！
湯原農場場部的房子都是五十年代初期，鐵道兵轉業到東北時修建的營房，全是瓦頂、紅色磚牆，質量很高。營房中間一個大院，南北兩邊是戰士的集體宿舍，住一個連隊。我們靠西麵這一排過去是連部辦公室、俱樂部、圖書室，和夜晚值班幹部的休息室。東麵一排是連隊的夥房和食堂。現在一個連隊住的院子除了我住的一間較大的和另外四個養雞姑娘住的兩小間外，其餘所有的房子都是住的萊亨雞，約有兩千五六百隻。院子很大，是雞的運動場，白天，所有的雞都在這裏運動，或喂食。雞舍每天打掃，但這運動場卻經常不打掃。人要有事出入，要通過運動場，得很注意，免得踩上雞糞。我是新來乍到，最使我擔心的是雞，特別是那些大公雞竟都欺生。當我走過，總有幾隻雞猛然向我撲來，我躲也躲不及，我越躲，它就越凶，我壯著膽子，向它們揮手，它們撲過來的就更多了。陳明如果不在家，我隻得盡可能躲在屋子裏，連去廚房附近(廚房的門朝著院外)打水，或去廁所都很不方便．我真有點犯愁，過兩天我要去雞隊上工，得給它們喂水喂食，我能怕它們撲，怕它們啄嗎？不行，我不能讓人家看出我的膽小，我得硬著頭皮，還能怕雞嗎？我要勞動，怎麼能怕雞呢？太陽已經偏西，正曬在我屋子，這個家真熱，熱得人心裏煩躁。為什麼杜場長、薑支書不另外給我們一棟房子，硬要我們把家安在養雞的院子裏。這裏到底是我的家，還是雞的家呢？
十六、展覽
到了吃飯的時候，有人指點我們去食堂吃飯。昨天和今天上午我們隻馬馬虎虎打了一點開水，就著幾片餅幹就過去了。我明知食堂裏人多，但不能不去，遲早總是要去的。食堂離我們住處有一段距離，要橫穿馬路，走過場部辦公室的一排房子，再走進一個同我們住的一樣大的大院。我一走進這個院子，聽到一陣轟轟轟的人聲，心裏一跳，我預感到將有一場風暴，而且是我沒有理解到的那末一場大風暴。我想退回去，但已經走進院子，出去也不行了。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仍然很脆弱，我仍然害怕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我不由地回想起，不，不是回想，是又掉進那些比針還尖、比冰還冷的鄙夷的憤怒的目光中。我在北京已經展覽過多次，也示眾過，像舊社會那些被處決的犯人，在行刑前插著木標遊街示眾一樣！在那些指指點點、罵罵咧咧、得意洋洋的嘲弄聲中，畏畏縮縮地躲閃著，心比一片片被人絞殺著更難過的那樣戰栗著。我曾以為隻要離開北京，到農場來，可以悄悄地勞動，胼手胝足，艱苦地為自己“贖罪”。現在看樣子，食堂裏的人多著咧，一層一層端著飯碗，好像排著隊在那裏，而且有許多人擁到門口來了！擁到門口看大右派，看我來了。兩邊房子裏也擁出人來站在門口傻望。我記得一九五七年的秋天，作家協會批鬥我的會未完全結束，又命令我到政協禮堂去參加全國的婦女代表大會，要我交代。我真是膽戰心驚。我心裏想，要槍斃也可以，何苦又要我示眾呢？我攥著陳明的手哭了起來，好像求他似的，好像他能保護我似的：“我不敢去呀！我怕，我怕嗬！”陳明擁著我，安慰我道：“你又不是沒有經過風雨的，你一向都是堅強的。死都不怕，還怕什麼示眾。你盡管去，他們能把你怎樣。人家願意多看幾眼，就讓人看算了。”現在，我真有點懵了。陳明不等我清醒過來，搶先走在前邊，我隻得隨後跟著，我們走進了食堂，立刻就淹沒在人群裏邊了。人像牆似的圍繞著我們，還跟著我們移動，隻在我們四周，留著一點距離。陳明若無其事，到廚房窗口，買了一碗甲菜，一碗丙菜，我拿著碗去盛飯。我們走到靠牆角落的一張桌邊，這裏人少些，隻有兩三個人在附近吃飯。沒有凳子，全都站著，那幾個人冷冷地望著走到桌邊去的我們。我自然不吭聲。陳明裝著坦然的樣子跟我說話，我什麼也聽不清，心裏怪他吃飯太慢，還要講話，為什麼不三口兩口吃完了早回去，難道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感到自在嗎？後來食堂裏的人慢慢少些了，我才抬頭，看見那些人大半是轉業軍人，有的還穿著軍衣。軍人還是見過一點世麵的，慢慢地他們自己說話，也不屑於老看著我了，我才稍微鬆一口氣。廚房的菜還是做得可以的。我感到剛才自己的可笑和討厭的脆弱。等到我們快吃完時，忽然幾個年輕姑娘推推搡搡地走到我們桌前，很有興致地圍著我們的飯桌走了一圈。我望了她們一眼，覺得她們沒有什麼壞意。其中一個長得非常漂亮，有很分明的眉眼，和嫩紅的雙頰的姑娘憨憨地對我微笑了。陳明便對她們招呼說道：“你們笑，笑我們吃飯狼吞虎咽是嗎？誰能都像你們，如同家雀啄食，老鼠偷油，沾上一點點就行了？”她們一群都大笑起來，好像她們忍了半天，沒忍住，就一下大笑了。後來我們一道走出食堂。原來她們就是住在我們隔壁的那四個女飼養員，都才十八九歲，初中畢業剛從牡丹江種雞場學了半年養雞，學習結束後分配到湯原農場來當飼養員的。看樣子她們什麼都還不懂。右派，自然右派不是好人，隻是她們沒見過。現在忽然有兩個從北京來的大右派在她們身邊，她們就得好生看看，看看和普通人有什麼不同，她們完全出於一種好奇，如同在動物園觀看關在鐵籠裏的老虎一樣，對被看的我們有點害怕，也有點憐憫。
十八、揀蛋
畜牧隊的薑支書是一九四八年參加革命部隊的，出身好，在連隊當兵，沒打什麼大仗，就隨軍集體轉業了。他有初中畢業程度，待人有年輕人的熱情、隨便，對我主動提出要參加雞隊勞動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對我說，杜場長囑咐過，說我過去做文化工作，沒有勞動習慣，現在年齡五十四歲，介紹信上說是來體驗生活，沒有說要勞動，因此對我的勞動，不做硬性規定，如果力所能及，她自己要求參加一點勞動，也是可以的。薑支書不知道該怎樣具體安排，便先把雞隊的工作仔細地向我介紹，把隊長、排長、班長、飼養員的情況也都毫不見外地告訴我，態度非常友好坦率。他帶領我在雞隊參觀，介紹我認識隊長，班、組長。後來他又征求我自己對工作的意見，他以為最好按雞隊的生產順序到每個車間都實習一陣。這樣，他先把我帶到孵化組，把我交代給組長鄧明春，又再三叮囑我，如果感到累了，就回家休息，不要勉強，不要長久留在孵化的暗室，這裏溫度太高，濕度也大。聽到這些，我暗自高興，我又碰到了一個好人，我應該虛心向他和他們學習。
孵化組組長鄧明春是黨員，一九五。年參軍入伍，跨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在連隊裏當文書，一九五七年轉業到牡丹江種畜場學習孵化，一九五八年才調來湯原農場不久。這人個子矮小，精明機靈，會察言觀色，能說會道。他一邊招呼我，一邊向我介紹情況。他把孵化的櫃子打開，指給我看那層層排列在裏麵的種蛋，他轉動孵化櫃的圓架，另外一個青年女工，一個青年男工也跟著他幹。他把我當作一個初來乍到的學生，仔細講解孵化的過程和操作方法。這樣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一個農村中的高小畢業生，現在在人煙稀少的北大荒被培養成了一個精明強幹、懂得一定的業務技術，又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基層幹部。我從這裏看到黨的光輝，我非常高興。忘記了我現在的身份，把他當一個自己晚輩那樣欣賞、愉悅。
我就要求開始工作，鄧明春分配我和另外一個姑娘一起選蛋，他說這是比較容易，也是比較簡單的輕勞動。我就到另一間堆滿了雞蛋的屋子裏，從一箱一箱的雞蛋裏，一個個拿出來分別挑選，把好的，合格的，能夠孵化的留在一邊。那一個同我一道的姑娘，她一手能拿五個蛋，我隻能一個一個拿，最多能拿兩個，而且動作很慢，我怎麼也趕不上她，心裏很慌。原以為這是輕勞動，但半個鍾頭下來，我的腰疼了，手指也發僵，我開始坐不住了。我原來就患脊椎骨質增生，常常腰疼。一九五二年曾到大連、鞍山湯崗子治療，後來又請中醫針灸，疼痛稍有減輕，但一直是一個不治的痼疾。開始我為什麼沒想到這一點呢？我總以為最好參加一點勞動，卻沒有向農墾局、農場或薑支書講清楚。現在剛坐下來選種蛋，輕勞動，才揀了半個鍾頭，怎好就不堅持，就對年輕組長說我不幹，要回家去呢？我心裏越嘀咕，腰越疼，手越僵，都急得出汗了。我心裏想，是否先站起來，活動活動走幾圈吧。並不是我不願勞動，是身體有病嘛。可是我又命令自己，再堅持半個鍾頭，哪能幹一會兒就停手？又過一陣，我眼花，頭暈，要倒下去。幸好，這時走來了張振輝。他是飼料室的組長，一個由河北農村來支援邊疆建設的青年，他是到孵化室來看熱鬧，看大右派的。他走進門，一眼就看出我的不行了，忙說：“我說丁玲是啥樣子，原來是一個老太婆。嗬！看，滿頭大汗，滿臉通紅，快歇息一會兒吧。不要以為揀蛋不費力，從沒有幹過嘛。”他走過來拉住我的手，我就勢扶著他才勉強站了起來，連腿也是硬的。鄧明春忙從孵化室裏走出來，抱歉似的說：“你回家休息去吧，身體好些了再來，不要勉強。”張振輝把我扶到院子裏，一陣風悠然吹過，我心裏有點迷迷糊糊，覺得不該走，卻很自然地慢慢走回家去了，顧不上同他們告別，連交代一聲也沒有。這第一次上勞動課就這樣下陣，我心裏好懊惱嗬！
十九、遠方來信
喂完了最後一趟料，天色黑下來了。畜牧隊打夜班的老王頭正在各個雞舍裏巡視，看有沒有沒關好的窗戶，有沒有沒關好的小門洞，看火牆的爐火燒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著凍實了的雞糞和嵌著白色羽毛的硬梆梆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麵的路上，路邊都是積雪。漫天灰濛濛的一片，隻有太陽剛下去的那方還顯著一抹微微帶紫或暗紅的顏色；但這也不會長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個的灰濛濛裏去的。我走在這裏隻是為著望望這灰色的寥闊的天，望望路邊幾株掉完了葉子的枯枝。路上沒有人，即使在大白天，這裏也是少人走的，這不是大路。一點風也沒有，是不是隨著天，隨著地都凍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風總是會移動的，天的那邊還有人嘛！那邊，那邊不遠不是有房子嗎？那兒是農場場部，是我們農場辦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後邊，不是滿滿住得有一個院子的雞嗎？那幾個養雞姑娘不就是搬到那個院子裏住的嗎？原來她們和我住一個院，就住在我間壁，每天晚上她們都到我屋子裏來玩一陣，是一群天真樸實的姑娘。後來農場領導為了要孤立我，要她們與我劃清界限，就命令她們搬走了。每天晚上就隻我孤淒一人獨自在這條路上徘徊。一個人也好，我就一個人占領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個人在這裏走來走去，沒有人注意我，沒有人窺視我，直說就是沒有人監視我，我可以安靜一會兒，讓思想自由飛翔吧。在西北邊，越過遼闊的耕地，越過一些小村屯，有一個熱鬧的小城，煤城。因為有煤就一年年興旺起來。聽說已經是一個有四十萬人的城市了。這個城叫鶴崗。在鶴崗北邊，臨近黑龍江江邊還有好些小城鎮和許多農場。這樣，鶴崗就顯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躍進的年代，從佳木斯到鶴崗的火車線路要建複線，在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時刻，搶農活冬閑季節正好趕修這條線路的土方工程。陳明就跟著他所在的生產二隊去到那裏。這樣我們剛到北大荒兩個多月就又分開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現在又快兩個月了。這兩個月的日落黃昏，都是我一個人在這越來越冷的路邊，踽踽獨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難舍的戀情每天托付這灰暗的浮雲寄了過去。他這會兒在做什麼呢？他肩上壓起的紅腫塊，消了嗎？在窩棚裏同同誌們一塊兒在燙腳嗎？他會不會也走出窩棚看看天，望望從東南方向遊來的黑色的雲煙呢？不，雲煙是走不到那裏的，雲煙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會不會從飄去的微風中嗅到什麼？感覺到什麼？那裏將含著薄薄的一縷馨香吧，一點點愛情的馨香吧。唉，太遠了，什麼都不能捎一點兒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經帶去了，帶去了所有的溫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這裏邊，他不會忘去的。而且一定會帶回來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會帶回來的，把他的關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體貼就都帶回來了。啊！星期六，實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嗬！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來的時候。修路工人將滿身帶著雪花、冰屑和寒氣走進屋子裏來，不敲門就進來了。他會舉起網兜，把鋁飯盒拿出來，裏麵裝著一些新鮮的菜肴，是從工地附近那熱氣蒸騰的小飯館、小茅屋裏買出來的；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病、沒有傷，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時算是好勞力，有時還挑雙筐和小夥子競賽。有人說：“他是右派，好像不應該受表揚，不過我還是要表揚他。”於是屋子裏亮堂堂的，熱呼呼的。燈底下的語言是無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但都會小心舊有的那些“傷口”，誰也不去碰它，讓那些惡言惡語，那些喪心病狂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真的就是這樣自足自樂。我像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公主，蛻去了一身又汙穢又恥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複了美麗的原形。我是一個天真無邪的人，是一個革命戰士，是黨的兒女，我享受著純潔的愛情，我簡直不懂得憂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個浪漫的夢，是一首美麗的詩，是一段百讀不厭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幾呢？一天，兩天，三天……還早得很呢。
西邊、再西邊，遙遠的異國，我還有一對兒女咧。多可愛的兒女呀！他們都是在延安長大的。他們都有過父親，可是我從來不忍心同他們談到他們的父親。讓他們把黨當成父親好了。他們真的就是這樣，都早早入了黨，是正式黨員。他們跟著黨，過了多年的艱苦生活，在童年沒有享受家庭的溫暖，隻有集體的歡欣；但他們有母親。為了讓他們健康成長，希望他們鍛煉得堅強，母親從沒有對他們有一點嬌生慣養。我的母親曾怎樣對待我的，現在我就怎樣對待他們。我小時，從來沒享受一點作為愛嬌的閨女的幸福，沒聽到過一聲心肝寶貝的親昵的呼喚；我也拒絕了一個作為母親的滿飲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賞我對自己母親的了解。我們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貼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兒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當他們很小，我懷抱著他們的時候我就盼著他們長大。我感到有許多話要向他們說，滿心希望他們成為媽媽的知己，是能同媽媽談心，能無所不談的，是最談得來的。現在，風暴之後，能談什麼呢？能談心裏話嗎？我隻能違心地告訴他們，你們的媽媽是一個壞人。你們要相信黨。去年，一九五七年，報上發表文藝界粉碎了反黨集團的報道後，祖慧(丁玲的女兒)從莫斯科打來長途電話，在電話裏泣不成聲，反複地說：“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沒有勇氣接電話，不敢聽她的哭聲，我坐在電話機旁，眼淚像泉水一樣在我臉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裏流過。我無法和她對話，我能說什麼呢？陳明在電話裏隻能說：“你聽黨的話。不要管我們的事。你要堅強起來。要熬過去，自己好好學習、生活吧。”慘白的燈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獄似的陰慘慘的。陳明無可奈何地放下電話，我們互相望著，為天真無邪的受傷的孩子難過。祖林正好在國內，在北京，他也親受了那沉重的打擊。整天整天不說話，也不吃，隻是躺在小屋裏流眼淚。我寧願自己受責備，挨罰，下地獄，上刀山，也不願意看見他無言地在那裏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說什麼呢？我不能應承，也不能解釋。一切辱罵、一切諷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隻有匍匐流涕，椎心泣血，低頭認“罪”。我的一切都被毀滅了。我還能在兒女麵前要求得到什麼呢？他們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們如果還相信媽媽，他們就太慘了，他們也會挨打的。他們如果不再相信媽媽，他們將更苦。他們不隻要承受失去媽媽的痛苦，還要承受從媽媽那裏得來的恥辱。他們抬不起頭，怕人家看見他們想起他們可恥的媽媽。他們臉上好像打有金印，是誰的兒子。他們不敢見媽媽的熟人，也不敢見自己的熟人，他們變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惡臉，也怕人家的好臉；怕刺激，也怕同情。什麼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對可憐的兒女。
在任何時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勞動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時候，我都念念不忘他們，擔心他們。麵對這嚴酷的現實，他們將怎樣向組織交代，怎樣向他們的朋友、他們未婚的愛人表明心跡……他們都是極憨直單純的人，麵對這樣尖銳複雜嚴重的事態，他們將怎樣生活下去？而這一切都是被愛他們的人連累的，是一個母親加害於自己的兒女的。母親不好受，但她畢竟是從幾十年艱難險阻中走過來的人，在這邊遠的北大荒，即使親人離散，但她是一個老黨員，她相信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過去。可是孩子們像剛出土的嫩苗，怎能經受住這樣苦澀的風霜！剛放苞的鮮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條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對這一對無辜的孩子我卻一絲一毫也不能幫助他們。這種壓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斷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難得平靜。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才能說得上是得到解脫呢？
天黑了，上下左右一片黑，天上沒有星星，沒有月亮，是不是天要變，明天又將下一場大雪？場部辦公室裏還有幾點豆似的閃爍的燈光，我的雙腳凍得站不住了，渾身也感到麻木了，我慢慢踱回院子，走進我的房間，打開電燈，走近火爐。爐火快滅了，我圍著爐子打轉，扔進一些木柴，加了一些煤塊，火畢畢剝剝燃燒起來。屋裏暖和多了，我感到身上又有了一股熱氣。我喝了一杯熱開水，就走到小桌子邊去讀報。這是我每天生活秩序的一項，報紙每天傍晚來，有時我自己到場部收發室去取，有時打夜班的老王頭順便捎來。老王頭是四川人，跟著當連長的兒子轉業來農場的。現在兒子換了地方，他一個孤老頭子就留在這畜牧隊當工人，幹不了多少活，就打夜班。自從我搬到這四周全是雞舍的院子後，夜晚他偶爾主動來看看我，不敢多坐，喝一杯．開水，抽半支煙，說一兩句話：“白天職工開小組會，有人說你好。”或者是：“隊長在部隊是營級幹部，談到你時他說哪個廟裏沒有屈死鬼。”或者又說：“指導員麵前你要小心。”他並不要聽我的回答，說幾句就走了。我明知道這老頭不壞，卻不敢接近他。我不喜歡聽小話，更不願意連累人；不過他總三四天來轉一次，像到雞舍看窗戶關奸沒有一樣；今天的報紙就是他捎來的。
我翻報紙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封信！到北大荒後我很少收到來信，我們是被遺棄了的人，哪裏會有人給我們來信？即使還有掛念我們的人，我們相信有幾個人會為我們惋惜，隻是他們怎麼敢給我們寫信呢？！我們也曾暗暗企求哪天會從天外飛來一隻鴻雁，讓我們知道一點人世的消息，聽到一曲短短的美麗的音樂。可是我們又希望誰也不要給我們來信，我們最怕聽到我們的親人、我們的熟人因我們而落到像我們一樣的境地。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們雖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經與我們有過關係的親人、朋友，但我們不敢，不願和他們再有什麼聯係。現在竟然收到一封來信，立刻像有千萬個電子射向我腦子並且四散傳播，擠撞。這是誰的來信？有什麼樣的消息？是禍、是福……說不清有多少個人的形象在眼前轉動，有多少個聲音在耳邊響動。信封上的字跡使我馬上明白了，這不是兒子的來信嗎？是從遙遠的列寧格勒寄來的嗬！我還是七月間剛到這裏時給他去過一封信，告訴他我們已經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說了許多使人愉快的話、讓人放心的話，我也說過相信他們、放心他們，反複叮囑他們要聽黨的話，我還違心地告訴他，我確有錯誤。我心裏多麼想得到一封回信，讓我知道他的情況，但我又擔心他因此得禍，不希望他給我來信。他沒有給我回信，我又高興，又失望。怎麼今天竟回信了？出了什麼事嗎？這是一個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輕黨員，但他能頂得住嗎？加在他身上的壓力太大了。
我急於要看來信，等不及撕開信封，急切地要知道落在我頭上的到底是什麼，我心跳，手顫，盼望這是我承受得了的。終於，我畏畏縮縮地展開信紙，一行行、一字字地讀了下去。
嗬！多好啊！開頭寫得多麼平靜。他一點不動感情。述說了他的生活照舊，告訴我他的畢業論文已經寫完，老師同學都非常滿意。他不久可以領到畢業文憑，但年底還不能回國，將去潛水艦艇實習幾個月，計劃明年夏天可以回來。他詢問了我們的生活，希望我們在勞動改造中有收獲，有進步……看到這裏，心裏滋生了許多說不清的滋味！後麵的述說仍然是冷靜的，他告訴我，近幾個月來，受到一些同學的批評，也得到一些同學的同情。他經過仔細思考，決定在一個時期裏不同我們發生任何關係和任何聯係。……這裏沒有更多的說明，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流露出一點感情。這種冷靜使我怔住了。難道這是真的嗎？這會是最愛我的兒子此刻寫給我的判決書嗎？
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謹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壩，隻要有一絲縫隙，水就會潛流進來。隻要有一條細流，就會洪水奔湧，就會泛濫成災，就能淹沒一切，淹沒我自己。我所有蓄積起來的，我們精心培育起來的，細心修補起來的，那道維持我活下來的，薄薄的堤壩是經不起再受衝擊的。可是，我該怎樣想，怎樣辦呢？我呆了。
我該死心了。我該支持他的理智的決定。我該鼓勵他。但在支持他的裏麵，我自己將不能支持自己。我該為他的冷靜處理感到高興。他隻能這樣，他隻是為了怕我動感情才克製住他的感情的。可是我將被他的冷靜凍僵。兒子啊！你也許不會想到從此你媽媽將被送上絞架、送到天國、送到地獄、送到永遠的黑暗中去。可是我反過來想，他可能從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減刑，他還可能爭取保持住自己學習的專業。這在他是至高無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親愛的兒子嗬！你知道嗎？媽媽已經軟弱得不能再經受一絲風雨了，她的忍耐力和使自己堅持活下去的一點支柱是搖搖欲墜的。她現在更需要的是愛，是溫暖，是了解，是信任，是剝掉強加在身上的那件恥辱的外衣，是挖去蓋在罪犯臉上的金印，是要對未來重新確立信心，是要迎著暴風雨屹立在浪濤中的力量，是要堅定，是要堅強。可是，現在，我能忍心說這封來信是對我又一次的致命打擊嗎？這能怪你嗎？不能，不能！你是對的，你早就應該這樣做。你隻是過了很久，為了不使我傷心才等待著，等到這時才下的決心。你也是被害者。你的冷靜隻是為了使我冷靜。我很理解兒子的處境、心情和為此而經曆著的痛苦與折磨。
我呆呆坐在小桌子旁的椅子上，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老王頭站在桌邊，他茫然地望著我，又滿屋搜索。半天，他才說：“出什麼事了？我看見你屋裏一直燈光不滅，唉，陳明不在家，要多照顧自己嗬！”我仍然不能動，不能說，隻是呆呆地。他給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爐子裏加了木柴，加了煤塊。最後他扶我到床上，他為我關了電燈，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壞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隻聽見屋外風吼，天果然變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組長來看過我，問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聽到門“呀”地響了一聲，走進來一看，真真嚇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來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從來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樂的聖誕節日來臨了。
一股涼氣侵襲到我臉上，但全身卻暖過來了。嚴嚴實實壓在心底的熱淚，湧滿眼眶，忍不住流了下來。陳明說：“隊上有人一早趕來看我，說老王頭告訴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請假趕回來了。你到底怎麼了？你是一個堅強的人，你已經承受了一切，還準備著承受一切，我們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臉上的淚痕。飄浮在海洋中將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軀忽然被一雙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掙紮著，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達到彼岸，踏上新大陸。
第二天，我寫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寧格勒，說：“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決定，你是對的；放心媽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