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要提升和深化思想沒有捷徑，就是靠學習，這種學習來自於自身的勤奮。不但要學習古典的文學創作理論，也要學習新的文學創作理論，更要讀一些哲學、政治學以及社會學方麵的雜書，擴大知識視野，自然會提升思想。
記者：現在一些作家的學習途經發生了變化，借助新媒體成為他們認識社會的主要方式，您能否結合自身學習經驗談一些看法？
陳忠實：現在一些作家由於媒體發生了新變化，以電影、電視和網絡取代了對經典作品的閱讀，這可能會導致藝術視野的相對狹窄。在我理解，作家多是在研讀了大量經典之後才能進入自由創作狀態，否則很難達到一定高度。
我記得在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那時是思想解放最活躍的時期，也是文藝創作最活躍的時期。那段時間在我讀過的理論書中，最感興趣的是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曆史和陝西這塊土地的曆史的解讀，對我的創作有幫助和推進作用。同時我還閱讀了一些關於日本的曆史、現狀及發展道路方麵的書籍，很自然地作為我們這個民族曆史的參照進行思考，對理解我們民族的那一段曆史（辛亥革命前後）大有裨益。
其中重要的一個啟迪，是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一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很難在政治體製的變化中很快發生相應的改變。且不說有高深文化的人，即使是中國鄉村的文盲，他們通過民間文化傳播的方式，接受並信奉儒家思想的審美善惡，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心理結構。要打破原有的心理結構，必須獲得新思想，才能打破原有的心理結構框架，從而完成新生式的心理結構的建立。
在我的創作中，就是想要透析中國從封建社會製度解體以後，生活在關中農村的各種人經曆了怎樣的心理曆程。
記者：作家要想寫出好的作品，就要根植生活，要和老百姓接觸，要體驗生活。您能結合自身的體驗談談嗎？
陳忠實：作家是社會生活的一個角色，他接觸的社會層麵，無論城市、農村，還是知識圈、行政圈，都會產生相應的生活體驗。作家把自己的獨特體驗表述出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寫他直接體驗到的生活，寫他所體驗到的社會生活演變、人的精神心理變化，可能產生好的作品。
像我這種出身農村的作家，經曆了農村社會生活的演變，我的創作正得益於在鄉村工作的20年。我生在農村，先在農村中、小學當老師，後來又在區一級文化部門工作過4年，尤其是有幸在公社（即鄉鎮）工作了10年。那時我不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去體驗生活，而是以公社幹部的身份進行工作。那10年是我對中國鄉村的體驗、理解及生活積累最重要的時期，對農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為我後來的創作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當時我基本終止了自己愛好的寫作，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鄉村工作上，公社所轄的３０多個自然村不知跑了多少回，有好幾個村子一住就是大半年，各家人都能叫上名字。這些經曆讓我對農村和農民世界有了理解，對我後來的創作非常珍貴。
現在看來，鄉村工作20年給予了我最大的收獲，是當老師、做鄉鎮幹部讓我對中國鄉村有了體驗、理解以及生活積累，成為後來創作最重要的基礎。
要深刻地理解、體驗生活，需得關注生活的運動和發展，不但要深入，而且要沉下去，讓作家真正到基層去體驗生活。在中國文壇上，許多作家都是這樣的姿態，他們平凡樸素、淡泊達觀，卻始終不忘關注國家、關注民族命運，依然默默堅持著文學創作。
記者：一部《白鹿原》讓您一舉成名，同時《白鹿原》也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您怎樣看待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陳忠實：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文學都不可能成為社會生活中心話題。實際上，文學始終都處在邊緣上。普遍的社會結構裏，首先是政治和各級權力機構，其次是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一個國家最主要的東西，是一個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永遠都不會轉變的話題。文化以及文學欣賞都是附屬於這些而存在的，處於相對的邊緣是正常的位置。
記者：現在作家創作中的商業化傾向越來越明顯，不但大多數新生代作家選擇了商業化道路，一些堅守傳統創作的老作家也開始了商業轉型，有人甚至不惜借炒作出名，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陳忠實：商業化寫作並不是中國獨有，比如美國，雖然傳統文化根基不如中國久遠，但也出現了一批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同時美國更有一批完全進行商業寫作的作家，創作內容以情趣性和獵奇性為主，他們的作品純粹是供人們消遣用的。這樣的作品生產很快，作品包裝也很簡單，讀完乃至沒有讀完，隨手就丟廢物桶了，對社會也不會產生傷害。
現在政界、商界、農民、打工者，各個行業都有大批的文學愛好者，這既是正常現象，也是一個社會的文化精神，並不能把所有出格的事情都簡單地歸類為炒作。我聽說西安鬧市區有一個女孩，她以２０萬元叫賣自己的一部小說作品，當時覺得是炒作就沒在意。不久從媒體上得知這個女孩是因為得了絕症才這麼做，隨後記者和我聯係，希望能幫助這個女孩，我就找了一家出版社幫助她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記者：您曾經說過，小說家實際上是從心理層麵來寫曆史，能詳細解讀一下嗎？
陳忠實：盡管文學處在邊緣，但它講述的卻是心理層麵的曆史。曆史總是以突變方式演進的，最近如封建帝製的被打碎，共和興起，這種突變是“曆史性的”變化，這是曆史學家要研究的東西。作為一個作家，應該更著重於關注這個曆史事件對人精神心理層麵的影響。
比如辛亥革命具有標征意象的事是剪男人的辮子、解放女人的小腳，作家要研究的是，辮子被剪掉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對一個男人意味著什麼？女人的小腳放開以後，對女人意味著什麼？除了觀念的更新，這種“一剪一放”的變化，帶給人心理上的衝擊是顛覆性的。封建理念、封建道德構建的心理結構和心理秩序被顛覆了，得有一個重建的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一個小說家實際上是從心理層麵來寫曆史。作家要把握的是一個時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種社會精神心理。比如巴金的《家》，小說所寫正是兄弟三人原有的心理秩序，麵臨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浪潮衝擊時的種種情態，這部作品的偉大之處正在於此。人們經常形容一部作品偉大說像史詩，史詩不是寫了重要的曆史事件，而是一個時代的人的精神和心理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