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曆史上每一個文學繁榮的時期，恰恰都不是人為地去促成的，它們大都是一種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發展熱潮。回頭看一下，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文學熱潮，19世紀俄羅斯的文藝繁榮時期，以及20世紀初的美國文學迅速發展階段，我們都可以看到，每一個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文學和作家的姿態並不是非常配合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
同樣，好的作品和所處時代的關係也難以嚴格界定，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巴黎聖母院》就是寫他所處時代幾百年以前的故事。好的作品是不能被限製就是哪個時代的，如果太貼合時代現實、當時的形勢，那就成了報紙新聞了，這樣怎麼能長久地流傳下去？
我們現在的條件還是比較豐裕的，作家藝術家有很多基金可以去申請，也有很多想法、很多構思可以去實現。但是，好作品的創作、問世和錢、物質的多少沒有必然的聯係。就是讚助1個億給一些作家，他們寫不出來就是寫不出來。外界的任何條件、任何人的幫助都發揮不了作用。
記者：您是怎麼評價當前中國作家的狀態的？他們麵臨著一個什麼樣的生態環境？
王安憶：你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們現在的文學藝術界麵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到底需要哪一類的作家。關於這個問題，現在的人們並不是很清楚。中國有很多的文學獎項，也有自己一些很好的評判標準，但是卻被很多徇私舞弊的事情弄得烏煙瘴氣。當然，這恐怕是世界上一些成熟獎項所麵臨的通病。就像西方著名的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也有其陰暗麵嗎？
有人現在是在提文藝創作所麵臨的生態環境問題，這恐怕是非常錯綜複雜的，錯綜複雜到有時候我都不太願意去了解、去想。我始終認為有一點非常重要，即文學和別的藝術都不一樣，文學是非常個人的。如果說非要靠外界的幫助來“創造”出經典作品和大師大家，那可能真是無從幫起。
我們這一代作家，是在個性解放、尊重個體的新時期文學中走上舞台的。這些作家獲得了大眾的關注和追隨，以為領導大眾是我們不可推卸的使命。但是等到個人主義遍地開花，又陡然發現其實大眾不再那麼強烈地需要文學。在做慣了主角之後，做一個邊緣人使一些作家深感痛苦，不明白通過前仆後繼而爭得的獨立位置原來不盡是快樂。一些作家正在一步一步地離開他們的立足之地，而失去立足之地意味著自我的喪失，這是真正令人痛心的。
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作家，隻管自己的文學創作。我每天關心的就是有沒有好的構思、能不能寫出好的作品。還是那句話，文學是一種非常個人的東西，它和一般的政策刻意保持相對的距離，所以不能指望一個真正的作家非常理解政府在某一時期的政策和策略；或者說，不能期待他一定要和某個具體的政策合作。如果要尊重文學創作的話，我們就一定要尊重這一點。
記者：您如何評價作家藝術家本身的素養和優秀文學藝術作品之間的關係？
王安憶：這個時代很複雜，對作家也是一種挑戰。好的小說當然是要有深邃的思想，這和作家個人的才能有著非常大的關係。但是現在，很多作家都比以前富裕了，甚至一些人在體製內也擁有一定的職務。這些作家被納入整個行政體係的管理，被納入所謂的體製內，有時候並不一定是好事。
一些作家被納入行政體製後，他的意識形態就會變得很微妙。我們很難想象一個這樣的作家，一方麵這種體製非常喜愛他；另一方麵，廣大讀者又都能認可他。這簡直不可思議。
一部偉大的作品要經過時間的檢驗，因此，作家這個群體最好不要被管得太嚴，最好還是要和一時一地的政策保持一定的距離。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擔任職務的作家都受到了某種限製。當我一開始做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的時候，我自己其實心裏很害怕。我當時有一種命運感，懷疑自己是不是從此就不能再寫了。因為很多人當了“官”都不能寫了，雖然這也不算什麼“官”，但當時真的挺恐慌的。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有些多餘。上海市作協的工作機構很有運作的能力，一直都在保護我的寫作。組織上也給予我充分的自由，我不用去作協上班。上海市的領導後來也專門批示，王安憶可以不用出席一些日常的會議。他們知道我的性格，知道我是要保持一定距離的，所以這些約定和批示免去了我很多“雜事兒”，給我一種自由的思考和工作的環境，這對我的創作和教學都非常好。
我曾經說過，寫作是一種悲壯的“抵抗”，即作家要在用心寫作中“抵抗”日益格式化的生活方式。這種單調的、被分割得越來越精細的生活方式給作家帶來寫作資源的貧乏，而小說是需要豐富的人間常態的滋養。所以，作家要化逆勢為契機，努力在格式化的生活中發現永恒的常態，創造一個豐富的精神世界。
作家沒有權利把自己羅裏羅嗦的東西拿出來麻煩讀者，要著重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素材，關注真實的生活和人。小說的外殼應該是寫實的，但最後營造的要是一個與現實生活沒有太大關係的精神世界。
記者：1983年，您曾應邀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後又多次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訪遊歐美進行學術探討和工作生活。那麼您是怎麼看待中國文學創作環境與國外環境的差別的？
王安憶：總的來說，國內的文學創作環境要好於國外。首先，中國有大量的文學期刊，一般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品都可以得到發表。而國外就沒有這種優勢，他們的作家寫出作品後，往往要靠經紀人來推薦作品給刊物發表。而經紀人一般對新生作家、市場認可度不高的作家根本不買賬。
一次，我去劍橋參加一個國際寫作學術研討會，他們的好多作家真的很焦慮，都在抱怨寫了很多作品，但卻找不到經紀人的推薦。此外，嚴肅的文學創作在國外並沒有什麼扶持政策，除一些暢銷書作家外，那些作家大多並非以寫作為職業。他們有的是大學教授，有的可能隻是郵遞員，總之單純依靠寫作是養活不了自己的。
當然，國外政府一般也有一些文學基金，作家們可以去申請寫作經費。但這些基金並不像我們的這樣心急。那些基金一般不要求回報，也不會說今天出了錢，明天就要你拿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