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是藝術創作的共性
除了了解音樂的風格之外，還要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狀態
我的音樂創作步伐一直沒有停息
傳統的東西要賦予時代感，這樣的藝術才有生命力
好的作品應該遵循加法原則
藝術家要筆勤、腦勤、眼勤、耳勤
時代之問
創作要有自己的根
他出身美術世家，卻是中國創作影視配樂及歌曲最多、涉獵各種音樂體裁廣泛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既獲得國內外多個獎項，群眾也廣為傳唱。
從《黃土地》、《紅高粱》到《好漢歌》、《大宅門》，從交響樂《世紀交響》、《和平頌》到第29屆奧運會歌曲《盛典》，趙季平的音樂創作既是通俗的民族的，又是流行的和無國界的，他因此也被譽為“最具東方色彩和中國風格的作曲家”。
在趙季平的案頭，有一本被他視為珍貴之物的手繪冊頁，標題為“生活是藝術的源泉”，這是他的父親為他而作。而趙季平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也始終是這句話的踐行者。
記者：無論是音樂、繪畫，還是文學創作，這些文藝形式都有許多共通的地方。您認為藝術創作中的共性是什麼？
趙季平：深入生活應該是所有藝術創作的必修課，我認為這也是藝術創作的共性。我主張一個成功的藝術家應該到生活中去，任何大藝術家的創作基礎都是現實生活。藝術創作不可能總是自我的，即使是以表現自我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也依然是要生活在這個社會裏。所以，在他的創作中也要體驗這個社會，也有社會的縮影。
記者：在這些年的音樂創作中，您最深的創作體會是什麼？
趙季平：我一直以繼承和創新作為音樂創作的原則。繼承就是我們如何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創新就是在藝術創作中如何能夠和時代緊密結合。讓作品做到雅俗共賞，這是很不容易的。
我覺得其中包括了兩個最重要的方麵：一是對於傳統音樂學習的基本功，二是對生活理解的基本功。這就是挖掘好的東西，特別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東西，把它發揚光大。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有很多看似不起眼、下裏巴人的東西，使用好了就會非常閃光，與作品主題相融合了就會產生很好的效果。比如，我在創作《喬家大院》的音樂時就使用了很多晉劇的元素。一些人不習慣聽晉劇，我把晉劇音樂元素使用在電視劇的配樂中，賦予它新的創作手法，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創新：藝術家不能重複自己，否則就隻是匠人。
記者：您出身藝術世家，您的父親趙望雲是著名的長安畫派創始人。他對您的音樂創作有沒有什麼影響？
趙季平：家庭對我的影響太多了，我整個的藝術主張和藝術追求都是從我父親那兒繼承來的。我現在進行的音樂創作，其實也是他在美術上所走的道路的延續。
我記憶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他一再告誡我們藝術創作要“到生活中去”。他晚年專門給我畫了一本冊頁，標題就是“生活是藝術的源泉”。這是他想對我說的話，他一直告誡我要到生活中去，去反映老百姓的心聲。正是得益於此，我創作的不少作品老百姓都很喜歡。
小時候，我是在父親的畫案旁度過了我的童年。看他的那些作品，總覺得這畫麵中間有音樂，總感覺到這個畫麵中有一種節奏，有和聲也有配器，還有旋律的變化。
這種從小對於畫麵的感覺可能影響到我以後對於影視畫麵的悟性。父親很多作品都是反映老百姓的，他從來就沒有脫離這塊土地。這種藝術觀，應該說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我父親倡導反映現實生活，我在創作中也是這樣實踐的。
到現在我看父親的作品依然會激動，我依然覺得他像一座高山一樣，所以還是要向老一輩藝術家虔誠地學習。
記者：父親留給您“生活是藝術的源泉”這句話，您在創作中是怎樣去實踐的？
趙季平：到生活中去是藝術的基本功，是我每次創作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說在創作《喬家大院》的音樂時，作品裏有濃鬱的山西風格，因為我在創作前多次到山西采風，聽了大量當地的民間音樂和戲曲，這對創作大有益處。
我到晉中，聽當地吹打樂，那種震撼太厲害了，與我同行的作曲家甚至聽得失聲痛哭。我在山西聽過一位70多歲的老藝人唱二人台，跳上台唱，唱得蕩氣回腸。這些在城市裏都很難見得到。因為他們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沒有其他雜念，這種東西非常真誠，遠比我們在城市聽到的東西要震撼得多。
我之所以經常下鄉采風，就是要去觀察生活。除了了解音樂的風格之外，還要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狀態，了解他們的習慣、喜怒哀樂和語言，這非常重要。光聽了幾首民歌，還遠遠不夠。像《喬家大院》中有些音樂的走向，它實際上是當地方言的一種延續。
記者：您是群眾喜愛的作曲家，許多作品被人們廣為傳唱，您怎樣看您走過的創作道路？
趙季平：我的創作是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走來的。“四人幫”倒台後，1978年我到中央音樂學院學習。1980年開始音樂創作，在1983年，陳凱歌、張藝謀來找我進行電影配樂，隨後就有了《黃土地》、《紅高粱》、《菊豆》、《活著》、《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荊軻刺秦王》和《大宅門》等一係列作品。我還創作了大量音樂會作品，如《第一交響樂》和《第二交響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