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排傳統戲的時候，不單單關注傳統，還融入了現代人的思維。而現代人的思維又有很大的曆史背景。以《北京大爺》為例，這個戲講述北京城內滿族德仁貴家的故事。他家的四合院位於京城好地段，庭院寬闊，鬧中攬靜，常有不速之客登門相擾，欲買房經商。可德仁貴性格耿直，秉性剛烈，他認為院子是祖上傳下來的產業，貴賤不賣。可兒子和閨女們卻是另有主見，外人也鑽天覓縫地要打小院的主意……隨著劇中情節的展開，圍繞著旗人世代久居的四合院，在這個傳統的家庭中，引出了一段亦喜亦悲的故事來。這個戲直接表現了商品經濟大潮中北京人的一種頗有意味的心態。
排練話劇為我融合自身傳統與現實的矛盾提供了一個機會，一個舞台，民族的傳統精華不能遺忘。有時走在北京大街上，如果沒有古建築的話，我覺得和東京以及紐約、洛杉磯一樣。全球的一體化，甚至包括了對人思維的一體化，好像隻有這樣才能現代化。要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但又要吸納現代文明，隻有二者有機結合才能創造出真正的經典作品。
記者：戲劇成為經典需要哪些條件，從人藝的實踐看，難以產生經典和大家的製約因素有哪些？
任鳴：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人不乏聰明人才，他們不缺乏才華，但缺少深刻的批判精神。老院長曹禺的四部劇為什麼能成為精品？他具備亮點，具有永恒的深刻，這種深刻是跨越時空的，具有很強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我們現在的作品缺少的是這種深刻。戲劇必須是對人性的深刻揭示和批判，老舍的作品也是如此，《紅樓夢》能夠傳世更因為有深刻的批判內容，這是成為經典的必要條件。
隨著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有些作家藝術家無法安心寫作和創作。在中外曆史上，一些創作個體一定是在一種自我封閉、巨大孤獨和自身矛盾的狀態才能寫出精品。由於社會誘惑的增多，戲劇的光環在慢慢褪去，一些精英已經不在戲劇界了。整個社會氛圍缺少對藝術大家的吸引力，造成了一流人才的缺失。
戲劇經典的關鍵在於劇本，而優秀劇本實在太少了，優秀的編劇都改行了。以人藝為例，當年最多時編劇有１０個人，人稱小作協，現在編劇一個沒有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氛圍變了，寫一個話劇劇本和寫一個影視劇本的收入差距太大，這就是“時勢造英雄”。
我們不能拿過去經典的尺子來衡量現在的經典。另外今天的一些作品是不是經典，那還要後來人說了算。經典常常是需要經過時間來證明的。我們不能夠放鬆，不能要求改變環境和時代，我們隻有努力工作。
記者：作為一個著名話劇導演，如何努力在舞台上塑造經典？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利益社會裏，您的追求是什麼？
任鳴：導演經典作品當然是每一位藝術家的追求，但在戲劇上，真正的傳世之作是“野生”的，而不是像科學一樣有計劃培養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藝術創作缺少公正的批評聲音，沒有批評社會就沒有進步。一部電影和戲劇作品問世後，幾乎聽不到評判的聲音。在戲劇評論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捧場和說好話的聲音還是太多，缺少那種高水準的、真實的或者不留情麵的評論。我們對沒有批評的環境似乎習慣了。
人藝作為一個話劇藝術的殿堂，自然要把排演經典作為首要追求，我們現在瞄準所有一線作家，隻要能聯係上的有了好作品就往話劇裏拉，隻要有了一流的作家、一流編劇、一流劇本、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導演，就有可能排出精品。如果沒有經典劇本，有再好的導演也沒用。經典的出現不取決於導演，而取決於劇本。
我已經排了６５部戲，我一生想排１００部戲，平均１０部裏能有一部優秀作品，我希望在我排的１００部裏有一部經典作品，就是我最大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