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是人藝曆史上最年輕的副院長，如何看待藝術團體的管理工作，您是如何處理好藝術家與管理者關係的？
任鳴：我是1994年擔任人藝副院長的，我是導演也是人藝主管行政工作的副院長。做導演，就是要越富有激情越好，越有想象力越好；做管理，則是要越理性、越周全、越客觀越好。戲劇是我今生的摯愛。
作為一個藝術家，要管理好一支以藝術家為主的團隊，主要有三點：第一要尊重；第二要理解；第三要寬容。對藝術家，必須要支持愛護。藝術是需要有棱角的，你必須允許他們有激烈的想法，要照顧他們的個性。作為導演，我對他們充分理解；作為管理者，就是為他們提供環境，讓他們發揮才能。與人為善、親和力強是作為管理者的一大特點。任何事都會出現矛盾，藝術工作更是如此。但這項工作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結論鮮明。無論是挑戲還是挑演員，隻有“行”和“不行”兩種可能，絕無第三種方案。但在下結論之前，一定要和對方有充分的交流，要給對方一個“說法”，而不是直接下結論。
作為管理者必須具備兩點：第一要有堅持的精神；第二就是妥協。作為管理者，既要懂得堅持的重要性，也要懂得妥協的藝術。任何事都要有妥協，而我的工作就是永遠在二者間找平衡。這個平衡點是：堅持劇院的最高利益，妥協自己的個人利益。
記者：盡管當了十幾年的副院長，聽說您給自己的定位仍然是“終身愛好是導演”。在靈魂深處，您已經把自己和人藝融為一體了。
任鳴：是的。導演對我來說是一種永恒。我熱愛這個專業，我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導演。做管理者，在我看來是暫時的。作為副院長，遲早有卸任的一天；而作為導演，隻要自己願意，任何時候都會有自己發揮作用的舞台。
我曾經頗為驕傲地對一些記者說：“我是人藝的兒子，我願意為人藝去守望，願意跟人藝共沉浮。如果不是院長，單單是個導演，我也願意跟人藝綁在一塊做，人藝興我就興，人藝亡我就亡。如果有一天人藝完了，我將備受打擊，然後就不做話劇了。最擔心人藝在我們這代人手裏沒做好。”
我常講，我是人藝的兒子，人藝是有祖先的，幾代藝術家終其一生創造出了人藝風格，我要做這種風格堅定的繼承者和捍衛者，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第一是繼承，第二是發展，在繼承的基礎上求發展和創新。自從實現了“在北京人藝當一名導演”的人生理想，我就在不停地實踐著“把傳統美與現代美和諧統一在話劇舞台上”的戲劇理想。在我排的《北街南院》，人物是戲劇的靈魂，表演是舞台的核心。抓住這兩點，戲出來就會好看，而想叫人物好看，台詞又最關鍵。雖說《北街南院》講的是“非典”的大背景，但是人物要立得住，台詞要上口，京味兒要地道。
任鳴小傳
任鳴，北京人，生於1960年，中央戲劇學院導演係畢業，1987年到北京人藝工作。現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北京人藝藝委會委員，國家一級導演，中央戲劇學院客座教授。導演話劇五十餘部，主要作品有：《北京大爺》、《阮玲玉》、《好人潤五》、《古玩》、《情癡》、《等待戈多》、《哈姆雷特》、《日出》、《樓梯的故事》。曾獲文化部“文華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北京市“金菊花獎”、“新劇目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話劇“金獅獎”。 榮獲“北京十大傑出青年”稱號，中國文聯頒發“全國百名優秀青年文藝家”的光榮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最崇拜的一個人：毛澤東。最喜歡的一句格言：愚公移山。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為人民服務》。座右銘：“無欲則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