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每個人的情況有所不同，有的耐性強，適合馬拉鬆；有的擅長衝刺，適合百米。作家一定要有衝動的勁頭、保持自己的寫作狀態，有鮮活的生活積累，在藝術上一直有突破，同時保持好奇心和不服輸的勁頭，強迫自己時常有變化。 舉個例子，我認識一個人，他說自己發現了長壽的秘訣，就是永遠覺得有幹不完的事情。這個農民從60歲開始每年訂計劃，訂到了120歲，連120歲那年1月、2月幹什麼都有詳細計劃。寫作也一樣，隻要有宏大的目標放在那兒，人的寫作壽命就會延長。
記者：您的作品一部一部接連問世，普遍得到社會認可，被讀者叫好。您心目中的好作品是什麼樣的？有沒有個大致的標準？
賈平凹：好作品可以是多樣的，我個人覺得如果一個作品出來，不會寫小說的人讀了產生出他也能寫的念頭，而會寫小說的人讀了，又產生這樣的小說他寫不了的念頭，那麼這個作品就好了。
記者：您把自己的創作分為幾個階段？您覺得從哪部作品開始，自己的寫作風格比較自信了？
賈平凹：我在創作中一直追求變化。從30歲寫完《浮躁》之後，便開始不滿意那種寫作方法，覺得那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常用的寫作方法。後來寫《廢都》，也總想著變化，但這些變化都不是劇變，而是慢慢地變。當時經常覺得有一些想法想去實施，但各方麵的能力還達不到，於是一直在嚐試。基本上是從《廢都》開始，一直在做這種實驗，到了《秦腔》，再到《古爐》，但還是任何東西寫完以後都覺得應該寫得更好。
記者：您的《商州初錄》、《浮躁》、《高老莊》、《秦腔》等作品，無一不是深入農村後完成的。《秦腔》獲茅盾文學獎，是對您深入生活拒絕浮躁的肯定，請談談《秦腔》的寫作。
賈平凹：茅盾文學獎增加了我寫作的自信和力量，但寫作的目的並不是獲獎，文學的路還長著呢。我寫《秦腔》時，父親去世了，母親還在世。我母親沒文化，但她給我講了很多家族和村子裏的事情，這些都成了我寫作的素材。
我對自己的家鄉和生活在那裏的鄉親們，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在城市裏生活了30多年，但是我對自己的定位還是農民。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是烏在了骨頭裏的。所以要用憂鬱的目光觀察農村、體味農民的生活。我要用文字給故鄉立碑。我的《秦腔》中有家鄉生活的點點滴滴，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的家族印跡。這部書寫的是我的老家，我家族的事情，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是和生命有關的寫作。
近年我寫了不少農村題材的作品，《商州初錄》、《浮躁》、《高老莊》，這些作品中有我對陝南商州家鄉的真摯情感。我感激著故鄉的水土，我要用文字給故鄉立一個碑，寫作是我生命的另一種形態。在《秦腔》之前，我的《浮躁》、《高老莊》、《懷念狼》都入圍過茅盾文學獎但沒有評上。《秦腔》獲獎對於我當然是好事，但寫作的目的並不是要獲獎，創作之路遙遠，它隻是走渴了，遇到了一眼山泉，過河時遇到了橋，你還得繼續往前走。
我創作《秦腔》寫了兩年多的時間，其中四易其稿，除了第4次是在原作的基礎上修改，其餘三次都是重新展開寫的。我一直用筆寫作，光是抄寫這三遍100多萬字的作品，就是一件體力活。
記者：談到您和您的作品，不能不提到《廢都》。在沉寂了１７年後，您的《廢都》與《浮躁》、《秦腔》一起打包為“賈平凹三部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能談談《廢都》嗎？
賈平凹：《廢都》基本是上世紀末的那個時候，寫知識分子一些心境的，寫的是一種精神狀態。在當時寫出來，一般人不願意承認那個東西，誰也不承認，就包括知識分子，他也不承認，是我我也不承認。精神狀態不好的時候，你也不願意承認那些東西。實際上過一段時間以後，你冷靜下來，就是那麼回事情。大家當時都有對性的描寫，關注那方麵的事情，引起了爭論。當時寫的還是有些早了，但是文學作品，對社會的感知，對人生的感知，我覺得一定要具有預見性，或者前瞻性，或者提前性的那些東西。
我自己的體會是，在我二三十歲的時候，很愛寫作，那時見到什麼都有感覺，見到什麼都想寫。現在50多歲，回過頭來一看，再碰到年輕時遇到的那些事情，也許還有衝動，但一想也沒什麼意思，就不寫了。我一生一直在受爭議，從我一開始寫作就受批評。特別是在我30多歲的時候，是最沒有顧忌的，關鍵是有時寫作我就不管那些東西了，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廢都》就是在這種狀態下產生的。
《廢都》現在能再版，首先說明了社會的進步、社會環境的寬鬆和文壇關係的回暖。這些年來，社會價值觀已經漸漸發生了改變，人們對文學的認知度提高了，對文學的評價也不僅僅像上世紀90年代初那樣，道德評價、政治評價占主流，而是回到文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