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如何看待文化界盛行的庸俗、低俗和媚俗之風？
張煒：這絕不是文化界孤立存在的問題，而是社會大環境所決定的。二者互相推波助瀾。在一個一切向錢看的時期裏，讓文化界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是不可能的。這其中有潛心創作追求遠大目標的人，但他們的數量不會太多，聲音也不會太大。思考文化界，就首先要思考社會的大環境，大環境不改變，文化界自身的變化是沒有多少可能性的。
記者：在文化產業化的趨勢下，文學特別是高雅文學的命運將如何？
張煒：文化體製的改革當然是必須的，但這種改革並不意味著把一切推向自由市場就算完了。比如高雅文學就不可能產業化，而且所有的高雅藝術都不太可能以市場為導向，不然就是自毀一個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前程。事實上任何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沒有這樣做，沒有這樣簡單化。任何事物都是向上難，向下易，低俗的娛樂從來都是有市場的，容易讓人著迷。可以想象，如果讓幾億人都坐在台下，咧著大嘴傻笑，我們這個民族就完了。
說到高雅文學的命運，我看它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消亡；但是在一個素質低下、無信仰無精神追求的族群裏，它也隻能變得越來越孤傲、越來越悲憤，鮮有知音，最終成為民族文化構成中的稀有品種。可怕的是，這絕對不會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表征。如果文學到了這一步，伴隨這個過程的，一定是整個社會變得越來越野蠻，不再適宜於人的生存了。
記者：中國文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態勢，您對中國文學的現狀和未來有何思考和建議？
張煒：文學發生的任何變化，都取決於整個社會氣氛的改變。如果我們社會中的實用主義、一切向錢看、無公理無信義的傾向再發展下去，文學隻會變得越來越低俗，不會有什麼希望。當然我們仍然會有一些傑出的作家，但他們的努力隻是杯水車薪，潑到火上連一絲白煙都不會有。但即便這樣，我個人仍然讚歎孟子的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誌”——作家始終要有深沉的誌向。
記者：您極少觸及影視，也不上網，有人說您“純粹是文學影響力”，這種說法您認可嗎？
張煒：世上很難說有多麼純粹的東西。不過一個文學寫作者，算是以筆發聲、交出自己藝術和思想的人。對他來說，書籍等印刷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理想的了。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一些載體，也很好，但僅僅從思想的接受和傳播的角度來看，文字讀物仍然是最好的。我們已經用得習慣了，用熟了，也更信任它。如果通過熒屏辦事，會覺得它太小也太冷，它可能不太理想。借助聲像藝術的話，又擔心它不能給我足夠的思索自由和聯想空間。對我來說，文字更能夠深入下去，能抵達思想和藝術的深處。就因為這種理解，這種實踐的鼓勵，我才選擇了全力以赴從事文學寫作，選擇以書籍的形式與別人交流。方式各有所長，關鍵是個習慣。不能把所有方式的長處都擁在懷裏，總得有個最熟悉和最方便的使用著才好。
記者：法國哲學家、作家薩特談到現代文學影響力時有句名言：“文學擁有飛機和VI、VII飛彈，這類武器抵達遠方，引起對方的不安，騷擾對方，但不奠定成敗。書籍仍是橫掃和占領戰場的重裝備步兵。”您同意薩特的這種說法嗎？
張煒：我注意到了薩特的這些話，也知道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世界早就進入電視時代了。他在藝術行當裏是個老幹家了，對自己的結論可能有充分的經驗支持吧。他肯定有些深刻體會。他的作品在舞台上曾經很熱門，但是他知道留下來的是什麼，不是一閃而過的熒屏之類，而是書籍。書籍的形式可以變換，比如從竹簡到線裝書再到今天的無線裝訂，甚至某一天完全普及了電子閱讀器。不過即便到了那一天，它的本質還是沒有變，它還是書籍，還得人來寫。曆史上，有人不止一次驚呼文學就要絕跡了，書籍也要絕跡了。這樣的驚呼從雨果和左拉的時代就有，幾百年了。他們二位都嘲諷過這種論調。可見一驚一乍是人的特點，每個時代都有。文學與人是共生共存的，放心吧，隻要人活著，文學也就活著。但書籍的印刷方式會隨著技術的提高不斷改變。有人從網絡上讀文學書籍，那也好，那不過是傳播記錄的方式變了。到了哪一天電腦代替人腦創作文學作品了，作家們才會真正歇工。可是這一天會到來嗎？我不太相信。在很遙遠的未來，暢銷書由電腦寫出來還有可能，因為它基本上是“套活”，是故事語言乃至思想的平均值和公約數。純文學呢？大概還是不可能。現在的各種“飛彈”很多，影響也很大，的確引起許多人的不安。不過它呼隆一陣，也就過去了，不能最終解決戰鬥。就像打仗，即便有了激光武器，天上的衛星飛來飛去的，要占領和鞏固一塊陣地，還是需要出動步兵，步兵得長時間靠在那兒。薩特的意思，至今看也還是不錯的。
記者：您在20多歲的時候，即獲得多次全國重要文學獎。30之前幾乎獲得了當時所有重要的文學獎項。2007年，因新作《刺蝟歌》的出版，您一度成為各界關注和討論的焦點。您怎麼看待這些獎項？
張煒：評獎對作家是一種鼓勵，因為總有一些評獎是好心好意的。即便一些比較不靠譜的獎，它的初衷可能也不是為了賭氣，不是為了惡作劇。這種活動使文學界變得熱鬧些，不寂寞。真正的好作品與好評獎是一樣的，都需要時間去檢驗。再大的獎項也隻是幾個人或一部分人的許諾和讚賞，這需要時間去鑒別。寫作是一種高尚的勞動，所以給好作家們獎賞總是一種善舉。舊社會裏有些富人常常自叮自己，要“日行一善”，因為他們知道行大善不易，需要一點點積累才行。對人世間非常堅持的思考、對寫作給予鼓勵褒揚，大致就是積善。如果不是出於這樣的行善之心，那麼花這種錢就沒有多少意義了。隻因為手裏有了錢和權，就輕浮起來任性起來，那隻能是惡，而不是善。人們當然會欣賞“日行一善”那樣的誠實和恒心，同時也會蔑視一切形式的輕浮。無論是什麼作品，無論獎賞的名頭有多麼大，都無妨平靜自然地對待它。讓一個獎把好端端的人搞個半瘋，這種事也不是沒有發生過。那是因為利欲熏心，這就像範進中舉的道理一樣。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作家，可不要當“文學老範進”。一位俄羅斯著名人物說得好：經曆了時間之後，每個人都將各歸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