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於無聲處》，造就了後來成為作家的我
我至今仍然認為有兩個《於無聲處》。第一個屬於我們工人文化宮業餘話劇隊的夥伴們，第二個屬於那個時代
隻有知道當年的起點在哪裏，才能度量出我們這30年究竟走得有多遠
30多年前的演出是把匕首，是一個向外“呐喊”的戲；30年後則是把解剖刀，是一個向內“深挖”的戲
娛樂、輕鬆，都是人的正常需要，但是不能輕飄到“失重”的狀態
不管什麼年代，老百姓都需要真實而不是虛假的、能夠給人以信念和精神力量的好作品
時代之問
《於無聲處》30年，不變的人格與風骨
30多年前的1978年，由一位普通工人創作、一群業餘工人演員演出的《於無聲處》在上海工人文化宮小劇場上演，轟動全國。這位普通的工人業餘作者名叫宗福先。30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在上海市作家協會的小型座談會上見到宗福先時，他熱情洋溢，聲音洪亮，使我們很難將宗福先關注時代重大問題的呐喊式作品與他文弱的身體聯係起來。
用他的朋友、《文彙報》記者周玉明的話來說：“他這一生似乎一直在被死神通緝，但每次死裏逃生、大難不死之後總有優秀的作品問世，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他那超越常人的堅強和生命的頑強。他永遠在與疾病的鬥爭中創作，又在自己的作品中獲得新的力量。”
與宗福先的一席訪談，使我們深深感受到：這不僅是一位富有激情與才華的文學藝術前輩，更是一位在榮譽之下始終不忘責任與擔當的精神大師。或許，這正是他的作品時隔30多年依舊受到歡迎的原因吧。
記者：當時您還隻是一個普通工人，但您創作的話劇《於無聲處》卻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請問您當年是怎麼創作出這部戲劇的？
宗福先：1976年清明節，北京爆發了群眾走上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震撼人心的“四五運動”。我是４月６日知道這件事的。一位參加了這次運動的朋友，４月５日直接從天安門廣場上火車來到上海，在老北站對麵、天目路上一家小旅館告訴我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對於這位朋友以及所有敢於在天安門廣場上公開挑戰“四人幫”、大聲喊出自己的愛和恨的人，我充滿了崇敬！他們才是中國的脊梁骨！
但是，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就在這位朋友走後的第二天，４月７日晚上，電台裏宣布：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當時，我感到頭皮發麻，真是當頭一盆涼水，一直涼到心裏。我覺得那個夏天是最難熬的。我一直在心裏反複吟誦魯迅先生的詩句：“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似水照緇衣。”
1976年10月，我陪母親去黃山。那時山裏不通任何信號。出來時，長途汽車經過黃山茶林場，突然山上出現大幅標語：“打倒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滿車嘰嘰喳喳的人頓時鴉雀無聲，肯定有像我一樣心中狂喜的。我連夜回到上海，走在歡騰的慶祝人群中，我頓悟一個真理：人民不會永遠沉默！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醞釀創作一個劇本：1976年那個悶熱的夏天，一個被“四人幫”通緝的天安門英雄來到了上海……
1978年3月，我的老毛病哮喘再次發作，進了醫院。出院後在家休養期間，突然來了靈感，找到了劇本的突破點。於是5月份，用了3個星期，一氣嗬成，完成了劇本初稿。當時很興奮，一興奮哮喘更容易發，就把噴霧器放在手邊，不時地噴一下。劇本就是這麼“噴”出來的。
後來，許多人納悶：這個戲怎麼會出在上海？我想，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首先，上海是“四人幫”控製最緊的地方，上海人受“四人幫”的壓抑實際上最深；其次，上海人由於性格、環境種種因素，沒有、也不可能發生天安門事件，人們反“四人幫”的情緒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宣泄；第三，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上海人非常崇敬敢於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反抗“四人幫”的英雄們，自愧不如。這種內心的壓力漸漸轉化成動力，逼迫著我們一定要去做點什麼事情！許多上海人身上的合力疊加在一起，於是就產生了《於無聲處》。
《於無聲處》的故事在今天看來並不複雜，但在當時卻被認為“很大膽”：歐陽平和他的母親—— 遭受“四人幫”殘酷迫害的老幹部梅林途經上海，來到老戰友何是非家。何是非在“文革”中曾誣陷梅林為叛徒，當何是非得知歐陽平因收集“天安門詩抄”而成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後，他再一次成為告密者。但何是非的愛人劉秀英當眾揭發了何是非，他的女兒何芸、兒子何為也最終與歐陽平站在一起，離開了何是非。
記者：在當時還是一個思想禁錮比較嚴重的年代，《於無聲處》從寫出劇本到正式上演，有沒有經曆什麼曲折？
宗福先：那個年代確實還存在比較嚴重的思想禁錮，“天安門事件”當時還沒有平反，還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那時，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大潮已經來臨，勢不可當！所以後來我說《於無聲處》是應運而生，“運”太好了，好就好在它誕生在思想解放的年代裏！
一位領導同誌曾經說過：再早一點，你就被抓進去了。但是在1978年下半年，從劇本創作到演出、到全國媒體的大規模宣傳、再到進京，一切順順利利，沒有人反對、沒有人質疑、更沒有人壓製。盡管所有的人——包括支持這個戲的各級領導——都知道天安門事件尚未平反！但那時確實有一種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社會都在解放思想的氣氛，那是一個全社會都充滿激情的年代！
後來1980年我寫《血，總是熱的》，寫一個基層工廠改革者的艱難之路，說中國已經沒有退路了，引起了更為激烈的爭論。有的領導部門說“這是壞戲”，一些省份甚至下令禁演。但是也是因為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不但依然能夠演出，而且進了懷仁堂，為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演出。如果不是思想解放運動，我最早的這兩部作品根本出不來，我也根本不可能成為作家。
所以我說：是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了《於無聲處》，造就了後來成為作家的我。我至今仍然認為有兩個《於無聲處》。第一個屬於我們工人文化宮業餘話劇隊的夥伴們，那是一個普通的、也許好看的話劇。而第二個是從戲劇舞台走上政治舞台的《於無聲處》，它的成功不屬於我們，更不屬於我個人。它是屬於那個時代，那個思想解放的1978年，“人民的願望、人民的力量”，造就了第二個《於無聲處》。
那時，我是上海熱處理廠的熱處理工，也是上海工人文化宮業餘小戲創作班的學員，我就是在這裏向我們的老師曲信先學習戲劇創作的。寫完劇本後，我就交給了文化宮業餘話劇隊的導演蘇樂慈。她看完劇本後非常喜歡，下決心一定要排出來。但是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當時規定業餘話劇隊隻能排獨幕劇，不能排大戲。後來，當時文藝科的一位副科長同意了蘇樂慈排演《於無聲處》。 事後很多人不信：這麼“重中之重”的一個題材，居然一個副科長批準就可以開排了？事實上，他是公演前唯一一位“審查”過劇本的“領導”。
1978年7月，上海工人文化宮話劇隊開始排練《於無聲處》。演員全部是工人，又是業餘時間排練，十分辛苦。他們每天白天上班，下班後從四麵八方趕來排戲。而且那時排戲、演戲都是沒有任何報酬的，包括導演、演員、編劇，全都沒有一分錢。但是，劇組所有的人毫無怨言，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個戲的排練。大家心裏也明白，當時天安門事件還是“反革命事件”，排這個戲不是沒有風險的。但是，沒有一個人退縮。相反，都充滿了挑戰的激情與勇氣！有一次主演張孝中跟我開玩笑說：“我們為你這個戲賣命，要是成功了你可別忘了我們。”我說：“一言為定，成功了我請客吃飯，可是萬一我‘進去’了，你可得給我送飯！”當時在場的演員們慷慨激昂地說：“沒問題，我們輪流給你送飯！”30多年後的今天，許多人回憶起這段日子來，還是津津樂道，說：“那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 ”
1978年9月22日，四幕話劇《於無聲處》在工人文化宮的小劇場裏上演。這是一次非常簡陋的演出，一共６個演員一場景，服裝是大家自己從家裏帶來的，道具也很簡單，下雨聲就是演員自己從家裏拿來一個竹匾，撒把黃豆在後台搖。舞台又特別小，十步就跨過來了，票價才一角錢，也沒有廣告宣傳，劇場也坐不下多少人……就這樣，我們幾乎是悄悄地開始了《於無聲處》的演出。
第一場彩排是招待文化宮內部的職工以及家屬，還有各區局工會幹部。開場前一片亂哄哄，像小菜市場一樣。我心裏急啊，這可是我的處女作的處女演！但是戲開演不久，劇場裏就逐漸安靜下來了，這種安靜一直保持到結束，然後，掌聲響起來了。人們久久不肯離去，等著演員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