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份首演的時候，我就特別注意到許許多多年輕人被吸引、被感動。進大學後第一場在上海電機學院，劇場座無虛席，鴉雀無聲，幾乎人人全神貫注，目不轉睛。好多人，包括男同學，不停地在擦眼淚。劇終，掌聲如雷，經久不息。一些同學圍住我說：“宗老師您寫個續集吧，讓我們看見梅阿姨和歐陽他們的勝利！”
有一位“80後”在網上這麼評論：“我看到的《於無聲處》，根本不是從曆史塵埃裏走出來的樣子，也根本不是用來表現特定年代情感迸發的樣子。我感受到的是世間最偉大的力量和最真摯的情感，一種一直支撐我們穿越一切黑暗的力量和勇氣，一種哪怕在最深重的災難裏依然溫暖著我們最後的信念與希望的真情。”
一位1976年出生的年輕人在網上寫道：“淚水一直掛在我的臉上，為一種執著、一種不屈、一種始終昂揚的鬥誌、一種永遠的堅定、一種久違了的震撼、一種陌生了的精神！抽泣聲不絕於耳，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樣流下了感動的熱淚。出來發現，居然年輕人居多，原來我以為看這個戲的可能多為30年前看過這個戲的人來尋尋舊，看來我錯了。這部戲第一次上演的時候我才半歲，那時候的風雲變幻與我沒有任何關係，等待我的是改革的春風，思想解放的洪流，一個舊的時代結束，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一個時代遠去了，但那曾經震撼人心的在任何時代都會震撼！”
我很欣慰，我們的年青一代，認可的不僅是這出戲，而且還認可了這出戲骨子裏的憂患意識、理想主義與信念的力量。透過這出戲，“80後”握住了我們這一代的手。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於無聲處》30年後依舊能夠受到歡迎，正說明了現在的觀眾缺少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產品。有些大學生說，我們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戲！娛樂、輕鬆，都是人的正常需要，但是不能輕飄到“失重”的狀態。人的內心還是需要有點有分量的、甚至有點沉重的東西壓箱底。所以，社會需要充滿激情、充滿理想、能夠引起人生思考的好作品——這樣的作品，我們提供的還不多。
我常常憂慮，現在思想混亂，信仰危機，道德缺失，精神潰散，這樣下去，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堪憂。但其實，大學生、“80後”、年輕人中的許多人跟我的憂慮是一樣的！他們渴望做有思想、有信仰、有道德、有精神的人。一位“80後”觀眾就對我說：“你們這一代人真幸福，雖然你們活得很艱難，但是你們很幸福，因為你們有信仰；我們現在，隻有欲望……”
不管什麼年代，老百姓都需要真實而不是虛假的、能夠給人以信念和精神力量的好作品。“80後”的年輕人更需要這樣的作品，他們不是“娛樂的一代”，不會僅僅需要娛樂……
記者：您的作品始終充滿了對時代的關注，樸素但很有力量。這跟個人的經曆相關嗎？
宗福先：我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從小身體不好，疾病困擾了我一生。但是除此以外，“文革”前整個生活環境還不壞。“文革”一來，家庭兜底翻，父親1966年7月就被監督勞動，一去12年，我寫完《於無聲處》他還沒回家。在中學教書的母親和在工廠當技術員的哥哥都曾被關押，妹妹下鄉，我則進了上海熱處理廠。本來進廠當工人是當年老三屆最好的出路，但是對於我卻是一場真正的災難！
我有嚴重的先天性哮喘，在小學、中學多次因為身體不好而休學。14歲拿第一張病危通知。後來初三那年再次大發作，搶救過來以後醫生說，這個孩子再也不能讀書了。我在醫院裏住了很久，直到父母花完了所有的積蓄才不得不出院。事後我才知道，我走的時候醫生估計我根本活不成了。
進廠後填表，我如實寫了身體狀況，希望得到照顧。不料廠裏個別幹部為了讓我通不過試工期自動退回學校，竟然把我分到哮喘病人絕對不能適應的鹽浴車間：高溫、有毒氣體、重體力……我傻了！學校的老師心急如焚，說：“他們要退你回來，你可千萬要堅持住啊！你要是回到家裏連勞保都沒有了！”是啊，家裏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我哪來的錢買藥吃啊？那不是死路一條？於是我以84斤皮包骨頭的重病之軀，開始幹那份“搏命”的工作。我拚足了自己最後一絲力氣，堅持著。是工友們幫助了我，他們一麵詛咒那個幹部，一麵盡力地幫我、護我、減輕我的工作量（他們中一些人到今天依然是我的好朋友）。醫生也幫助了我，他們在無奈之下讓我吃了大劑量的激素去堅持上班——以後我連吃8年停不掉。我一直堅持到滿師才倒下，在華山醫院重病監護室搶救了6天……
但是我依然對這些磨難心存感激！如果不是“文革”把我扔到社會的底層，我恐怕會是一個沒有獨立思想、沒有創造力、更沒有“反骨”的循規蹈矩的乏味的人，哪裏來《於無聲處》？是12年的工人生活，讓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知道了許多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從此，我看生活的視點變了，思想方式變了，世界觀變了。我也更關注底層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學會了體會他們的感受，從他們的視角去看社會。比如我“反文革”的情緒，當然有我家庭與自身經曆的因素，但也是受到了工人師傅的感染。他們因為處在社會底層，沒有包袱，膽子更大，什麼都敢說。有時說得機智巧妙，有時則說得非常露骨。我的《於無聲處》初稿就曾經在20多位工友手中傳看，後來全廠300多人有一半來看了話劇。2008年重演，還有一些工友來看。後來的《血，總是熱的》，他們同樣關注。那時我寫東西一定會想，他們看了會說什麼？
記者：一生中你最喜歡、對你影響最大的作家是誰？
宗福先：對我有影響的作家很多。年輕時喜歡看魯迅、高爾基、普希金，後來學寫戲喜歡易卜生、阿瑟米勒、薩特、曹禺等。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甚至是改變了我命運的是司馬遷。
初三那次病危，醫生宣布我再也不能念書了，對我打擊極大。整個人灰得不得了，根本不知道我這輩子還能有什麼希望！書都不能念了我還能幹什麼？本來那應該是一個做彩色夢的年齡啊！
我自幼喜愛讀書，那時躺在病床上反而有了更多的時間看更多的書。有一天我突然翻到一本《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是教語文的母親備課用的一本參考書。1959年出版的，紙張又黃又糙。我最早看《史記》，就是從這本書裏看的。在裏麵我讀到了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非常震撼！他所描述的自己受宮刑之後自卑、屈辱、無處藏身的那種感覺，和我生病後被人輕蔑、被人憐憫的感覺，何其相似！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後來“文革”抄家，我們家被抄過好幾次，很多東西都沒有了，書大部分也都沒有了，但是這本書，我到現在也沒想明白，不知道它是怎麼漏網的，居然留下來了！可能因為人家看看是參考資料，就放過了。我一直到今天都珍藏著它。
我後來不知讀了多少遍這本書裏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實際上在寫《於無聲處》的1978年之前，我這個人災難連連，從來沒有順利過。而每遇厄運，我都會想起這本書。它教會了我如何麵對困境，教會我如何在困境中“憤”起——為了不做一個廢人，為了做一個對社會、對別人有用處的人！自己開始搞創作以後，就更能體會“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深意。這種力量是終身受用的，現在也是。
宗福先小傳
宗福先，生於1947年，江蘇常熟人，中共黨員。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話劇劇本《於無聲處》、《血，總是熱的》、《道拉斯先生到來之前》，電影劇本《血，總是熱的》、《鴉片戰爭》、《高考1977》，電視連續劇劇本《寒夜》、《沃土》等。曆任上海市作協書記處書記、副秘書長，專業作家，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作協第五、六、七屆全委會委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宗福先的文藝創作始終指向一個“思”字。他的作品與改革開放的時代脈搏緊緊跳動在一起。《於無聲處》是在撥亂反正的浪濤下寫成的；《血，總是熱的》是在“改革之路怎麼走”的追問下創作的；《道拉斯先生到來之前》是在“執政為民”的呼聲中問世的。《於無聲處》1978年獲文化部、全國總工會特別嘉獎；話劇《血，總是熱的》獲1980—1981年全國優秀劇本獎；電影《血，總是熱的》獲文化部1983年優秀故事片獎；電影《鴉片戰爭》獲1998年華表獎、金雞獎、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劇本獲第17屆金雞獎最佳編劇獎提名；《道拉斯先生到來之前》獲2003—2004年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優秀劇本獎；電影《高考1977》2009年獲第二十七屆金雞獎最佳編劇獎，影片獲得第十三屆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在2007年中國話劇百年紀念活動中，獲得文化部頒發的“優秀話劇藝術工作者”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