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化在“量化”上有些矯枉過正，而“精品化”卻裹足不前。現在一說到文學精品率，每年隻能有千分之一。而建國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也就是“前十七年文學”，一共隻出版了300多部長篇小說，其中大量是膾炙人口的傳世名著，精品率頗高。而今天，每年出的10多部優秀長篇小說，完全被淹沒在3000部的年產量中，也就是說哪怕有一些非常有質量的東西，也被淹沒在泥沙中，很難為人認知。
記者：除了外部大環境的原因外，作家作為創造性勞動的從事者，他們的生存狀態、心態給當前的文壇格局帶來了什麼影響，為什麼在一個作家輩出的年代，卻難見大家呢？
何建明：首先是中國當代作家缺少與偉大時代相稱的博大或寬闊的胸懷。俗話說，文如其人，一個作家的胸懷直接影響自己的作品。這裏的胸懷是指作家審視一個時代的政治立場、視覺起點和胸襟的開闊程度，設想如果沒有政治立場上的高度、沒有準確看待時代發展的大視覺、沒有包容和擁抱這個萬千世界的開闊胸襟，怎麼可能寫出與大時代相稱的作品呢？而當代的中國作家一般來說尤其是小說家，通常很少具有政治家的胸襟和素質，更很少有哲學家看待社會與時代的視野，其審視社會的目光通常是對某一局部的聚焦還較精細，然而對大時代的主體把握能力則非常弱，這就必然導致在題材開掘和敘事上不能承擔對大時代的主體思想的準確把握和深刻推進。故而也就難有那種我們通常意義上能閱讀到的那種令人蕩氣回腸、氣吞山河的大作品。
其次是一些作家生活和體驗社會的方式不對。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時，甚至在新時期之初，作家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還比較正確，多數作家們注意與時代主流融合，注重個人與時代發展同步體驗、直接感受。但近一二十年隨著人類的生存方式發生巨變，作家越來越多地遠離社會的主體形態——比如今天國家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大發展趨勢，而作家們基本上對今天社會的中心工作形態缺乏基本的了解和體驗。隨著信息的繁多紛亂及互聯網、媒體的多樣簡捷方便，許多作家獲取的社會信息與生活感受多數是非直接的個人體驗，而是第二手、第三手的間接的、平麵的體驗，故而不可能對社會和時代有真切了解與深刻感受，也就必然產生不了能與這個時代相稱的大作品。
第三是有些作家缺失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深刻性的大情愛。當今的作家對邊緣和多元狀態上的社會形態的認知及感悟能夠把握，其小情小愛細膩而精致，但對時代、對國家、對民族、對突飛猛進過程中人類所呈現的共同命運的情感傾注和把握則顯得蒼白。這也是出不了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記者：與前輩作家相比，當代作家缺少什麼？
何建明：相比於前輩作家以及他們所創作的精品，當前的文學作品和作品加工創作過程，都出現了問題。作家在創作動機、態度和方法上都出現了異變。
報告中國，是一個作家的責任。作家是幹什麼的？作家無非是要寫出自己滿意和大眾認可的作品來。寫出這樣的作品來了嗎？我們寫了，自己滿意甚至陶醉了。然而今天的大眾對我們作家還不怎麼滿意，很少陶醉於我們的作品之中。
一些作家以為通過在家裏看看網絡，看看報紙，加上自己“睿智”的目光就足以了解時代、了解生活。事實上，今天社會的複雜性、深刻性，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認識到的。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即使農民工的精明、普通老百姓的精明也是你所不能理解的。他們獲得的信息太多了，所以我們作家對社會的理解很多都是不深刻的，何況你還是通過報紙、網絡，過著“二手”甚至“三手”的生活。
還有一個就是作家的創作心態，一些人居高臨下，認為自己是這個社會的救世主，認為我是可以認識這個社會的。作家依然高傲地持留精英心態，認為自己是在拿著筆當機關槍向社會做掃射狀，殊不知由於缺少使命感、責任感，閉門造車現象嚴重，寫作很隨意，作家的社會批判能力正在下降。
在創作動機上，一些作家為名利所困。現在無論是誰，寫部小說，名與利都是繞不開的兩個字。無名的考慮名，有名的考慮利，這兩種態度難免影響創作。當年前輩作家寫《紅岩》、《青春之歌》時，絕對不會這樣去考慮。現在大作家寫部作品，肯定要考慮這個作品出去會不會影響我的名。一考慮之後，手是顫抖的，創作態度是遊離的，無法用情感、用生命去寫作。
從大的環境來說，為什麼現在的原創作品沒有早期作品那樣具有經典意義呢？對作品進行細化分析後可以發現，如今社會缺乏一個孕育經典的母體。解放初期的作品，是中國社會經過幾十年革命梳理後沉澱下來的成果。現在社會發展速度非常快，作家體驗生活的時候也非常快，我們一直在進行快餐式生活，體驗和感受生活也是快餐式的。我們看到今天大街上有個姑娘非常漂亮，就認為全世界的姑娘都是漂亮的，其實說不定那個姑娘是整容整出來的。我們容易把世界發展過程中一個跳動的水花當成風暴去讚美，所認識的隻是世界的表象，所以不可能產生經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