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大量的優秀創作人才為雜務羈絆。當前文化界鮮有大家和大作，並不是說現在的人沒有能耐。今天的精英再也不像茅盾、巴金等老一輩文豪一樣，能夠保持一個作家的獨立性和創作時間。如今，一旦你成為某個行業的精英，就會被放置在一定的位置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上。組織上對這樣一批能夠創作原創作品的人，在業務上關心是不夠的。一個作家的創作生活是有限的，創作不可能永遠是高峰。能不能讓一些這樣的作家隻掛個職務，而不要做具體工作。當然，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拿出機製來。
記者：人人呼喚精品，社會需要經典。國學大師王國維說過“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身在這個快速變革的時代中，我們應該怎樣去謀求改變，創造出屬於時代的經典和大師？
何建明：要改變現有的文藝創作格局，首先要研究作品，然後研究創作作品的人，最後再來研究體製，把這三個問題弄透了，精品就出來了。
文化產品有獨特性，文學創作要去掉GDP化傾向。因此繁榮文化市場，推動精品創作，不能片麵依賴產業化，要平衡好文化產業數量和質量的關係。盡管中央多次提到要創新，增加原創作品，但是在具體執行層麵上，我們更多地都是提數量，文化發展陷入GDP式的窘境。
文化產品分兩種：一種是舞台表演或圖書館等文化設施。他們是文化生活的載體，越物化越好；另一種是精神產品、原創產品，過度產業化是會給它帶來極大傷害的。無論是書法家、戲劇大師還是工藝美術大師，頭腦裏的產出有別於機器生產，原創作品是不能用產業化和量化來衡量的。對腦子裏出產品的行業要給他們營造寬鬆的、自由的環境，讓他們在陽光下自由成長，而不是一味澆水、拔苗助長。要給他們維護一種氣氛，創造一種條件，你能造出來更好，造不出來也不要緊。一旦造出來，就會影響世界。事實就是，你不可能天天出精品，不可能年年出《紅樓夢》，因此我們不可能一邊要求我們的作家出量，一方麵又要求他們出精品。
記者：如何為作家藝術家提供更加有利的創作環境，才能使他們集中精力創作精品力作？
何建明：對文學藝術家的管理方式和社會支持，要向兩院院士學習，利用好專業作家體製，保護作家的創作動力。對一些有特殊貢獻的文學藝術家，要恢複向兩院院士那樣的終身榮譽製度，讓他能夠踏踏實實地搞創作。我們在走訪中發現，現在兩院院士的心態就比作家們的心態要平穩的多，因為他沒有後顧之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比現在貧窮得多還能養得起專業作家，經濟起飛發展到今天，為什麼就養不起呢？盡管現在有150多個專業作家，但是這些人裏，依然保有創作活力的連50個人都不到，很多人連我都不認識。老的一批人享受了體製給予他們的待遇和利益，大量有活力和創作力的作家卻遊離在體製之外。我們並沒有把專業作家機製用活，難怪社會上有人批評專業作家體製是“拿著納稅人的錢白吃飯”。專業作家體製用好了，隻有150個專業作家是很少的，我認為即使養300個也是不多的。
一個國家應該像加大科技投入一樣扶持文學藝術家，保護好作家們的創作衝動。擁有創作內動力的作家，是可以不顧一切名利的，這就是所謂的生命寫作，他將耗費作家個人的精、血、氣。離開了生命寫作，精品力作是難以誕生的。我寫《落淚是金》的時候，一年要自費掏好幾萬元出去采訪。盡管現在還經常被別人感動，有那種不顧一切想去為別人寫點什麼的衝動，但是真正的藝術家創作旺盛期往往都在30到50歲之間，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衝動將越來越少。
魯迅先生說過文學本質上是“餘裕的產物”，對那些已經寫出大作品的作家，目前也沒有一個完整的、適合市場機製的運作方式，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
何建明小傳
何建明，1956年出生，江蘇蘇州人。國內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全國作家中唯一的全國勞動模範。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黨組成員、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作家出版社社長、中國報告文學會副會長。 受徐遲《哥德巴赫猜想》影響，開始了第一篇報告文學創作。他是第一、二、四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中華優秀讀物獎和五屆報告文學獎獲得者，被人稱作是超級“獲獎專業戶”。代表作有《落淚是金》、《中國高考報告》、《國家行動》、《共和國告急》、《部長與國家》、《我的天堂》、《永遠的紅樹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