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諾貝爾獎作為唯一標準，文學不可能有一個世界化的模式
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標誌是其創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獨特的生命印記，是否有個性化的審美理想和敘事風格
許多作家的文學責任感和使命感淡化，現實關切和大眾關懷喪失
文學批評話語權過度集中，生態嚴重失衡
沒有一個大作家是靠純技術、技巧成功的，作品氣象小就是自己的人格境界小
協會是作家反映意見和要求的“娘家”，不能辦成實現當官欲望的“衙門”
時代之問
做文藝批評聖地的守護神
學習文學批評、從事文學批評，作為我國文學批評界的“常青樹”之一，李星已經在這個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的行業裏堅守了40餘年。難得的是，他始終都不是心慈手軟的那一個，對作家心懷善意而又敢說真話、不怕得罪人，成了李星在這個圈子中最顯眼的標誌。
他說，真正的文藝評論家是敢於對作品說真話的，這對於哪怕是大作家的成長也非常重要，而真正的作家好作品是罵不倒的。他說，中國的小說批評生態已經嚴重失衡，一些稍有名氣的批評家被出版商、小說寫作者包圍，遵命式的批評、炒作式的批評、以創收為目的的功利性批評比比皆是。其結果導致的不僅是小說批評公信力的喪失，還導致讀者閱讀選擇的迷誤，哪本書牛皮吹得大，炒得越凶，賣得就越好。
李星，是敢於說真話的勇士，是文藝批評聖地的守護神。
記者：作為評論家，您怎樣評價我國文學的發展現狀？
李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雖然經過諸多坎坷曲折，也有一些是非，但總的來說，是進步的，特別是這幾年已經走入正常的個性化發展道路，進步很大。
我認為，對文學的要求不能像經濟指標那樣要求數字的增加，要求每年都有進步。文學應該是起起伏伏波浪式發展的，有豐年、也有平年，甚至歉年，可能這一兩年沒有什麼驚人之作，但過幾年就會突然大爆發，出現公認的幾部或一批好作品，這樣的年份就是豐年。風物長宜放眼量，心浮氣躁不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當初開始走上文壇的中青年作家已經五六十歲，逐漸成熟了，在創作上很有自己獨特的追求和想法，湧現出了一批很有實力的作家，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有影響力的作品，賈平凹、陳忠實、劉震雲、餘華、莫言、王安憶、鐵凝，還有一批更年輕的作家走上大文壇等等。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社會的注意力雖然在經濟增長等方麵，但也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發展，對文學的理解越來越正常，文學藝術迎來了相對寬鬆自由的社會思想文化環境和正常的發展時機。我關注到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文藝主管部門領導文藝創作的能力有了很大改善，很注意按照藝術規律辦事，基本沒有出現以往受人關注的文學受傷害、受打擊的事了。加上作家隊伍走向成熟，出了一些好作品，湧現出一批好作家。
但有人會問，中國的優秀作家作品為什麼沒有獲得國外頂尖的文學獎？對於這個問題，我並不讚同把中國文學和世界其他文學進行簡單比較，把獲不獲得諾貝爾獎作為唯一標準，文學不可能有一個世界化的模式。
記者：在您看來，優秀的作家作品是否有較為成熟的標誌？
李星：我認為，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這個時間段的中國小說，特別是作為一個時期文學成就標誌的長篇小說，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但其總體趨勢卻是呈現出較為成熟的藝術風貌。
衡量一個作家是否成熟的標誌是他的創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獨特的生命印記，是否有了自己個性化的審美理想和敘事風格，衡量一個特定時期的文學創作是否成熟的標誌同樣是這個時期主要的文本結構形態。如果以生命印記的獨特性、文本結構的個性化去考量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尺度，我們對當前中國小說的總體狀況，就不僅不應該那麼悲觀，而且應該更為充分地估價它的進步與成熟，繁榮與收獲。
記者：在不可否認當前文學創作繁榮與收獲的同時，您認為新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創作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李星：主要有三個方麵吧，一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的問題：寫作究竟是為什麼？我覺得在責任感和使命感方麵，不是所有作家都有了正確的選擇。例如現實責任感的缺乏，一些作家淡化現實，對大眾的需要和關注不大關心，對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傳統和在社會現實中的弊病批判立場有越來越淡化的趨勢，對從深層次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現實問題和矛盾的態度越來越曖昧。一些作品具有人性的批判，卻缺少社會曆史的批判；一些作品隻有文化批評的姿態，卻缺乏深刻的批判實質，給人一種與現實的掛空感；一些作品在內在精神上給人一種中產階級的自足感、幸福感、欣慰感，卻缺乏那種與民族命運相連接的疼痛感及促進社會變革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