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一部分作家將創作的商業效益作為寫作的重要前提。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受庸俗化的市民心態影響，過度的娛樂化追求已經嚴重危害到作品的質量。受害的不僅有出道不久的年輕作家，還有個別已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名作家，炫技，炫智，為吸引同道眼球，為標新立異而標新立異，忘記了文學的根本。
三是小說批評生態嚴重失衡。一些稍有名氣的批評家被出版商、小說寫作者包圍，遵命式的批評、炒作式的批評比比皆是。其結果導致不僅是小說批評公信力的喪失，還導致讀者閱讀選擇的迷誤，哪本書牛皮吹得大，炒得越凶，賣得就越好。文學批評話語權過度集中於圈內的幾個人，壓製了批評界新生力量的成長，也使他們自己窮於應付，苦不堪言，導致了為趕場而不讀完作品和瀏覽式的快速閱讀的出現。對於需要細讀和品味的優秀作品而言，這種閱讀方式比不讀作品更可怕，它容易造成文學批評的望文生義，無論讚揚和貶斥都離開了作品實際。
記者：我國近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您能否談談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對文學發展的影響有哪些？
李星：這些年，我國文學發展總體是向上的，精品力作有一些，不過數量上並不是很多，特別是大家公認的巔峰之作少了一點。我認為這是正常現象，文藝創作必然有一個積累的過程。
文學生產力、創新力受到影響，首先是商業化潮流對作家創作心理的影響。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有些人仍然可以沉靜下來從容寫作，有些人就不行了，經受不住金錢和名利的誘惑，或搞媚俗的東西，或者倉促成篇搞急就章，“半部好作品”現象很普遍，或不在創作上努力而熱衷於拉隊伍炒作，片麵追求發行量，以炒作上電視露麵，提高知名度，增加發行量，又以發行量上升追求經濟利益。
古今中外，那些大家名作，那些經典之作，哪一部不是作家沉下心來，嘔心瀝血，精益求精的結果，是下了大工夫深工夫的。咱們有的作家不在作品上下工夫，卻忙於拉關係，找門子，受社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影響太大，急功近利，心態浮躁，當然出不了好作品。
文學出版行業要考慮經濟效益，這無可厚非，但著眼點首先應該是作品的思想藝術質量，賺錢也應講文學良心，講社會效果。我曾經拿很好的作品推薦給出版社，他們也承認是好作品，但出版社首先考慮的是發行量，考慮經濟效益。真正的好作品應該有好的發行量，但有時好的作品發行量也未必馬上就好，這就需要宣傳推廣。但有的作品本來不怎麼樣，卻動輒印數百萬，發行量那麼大是不正常的，是靠炒作，或沾不一定和文學有關的電視劇的光。許多出版社不是按照文化產業的方式運作而是完全走向產業化、企業化了，將精神文化產品等同於製造產業考慮。經濟效益無可厚非，但唯利是圖就不好了。
許多文化產品，要讓社會大眾買賬，認識他的價值，要有一個過程；有的探索性創新性質的作品，即使賠錢也應出。不能片麵追求發行量，明知是高水平的文學作品卻因為發行量暫時不樂觀就槍斃了，這太可惜了。所以出版發行行業產業化要適度，求利潤也不能過度。
記者：除外部環境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外，影響作家創作和文學發展的還有哪些因素？
李星：文化人不讀書或不善於讀書的現象，值得注意。讀書太急功近利，和專業直接有關的讀，否則就不讀。我認為，文化人不僅要讀文學等人文科學方麵的書籍，還要知道一些政治、經濟、科技方麵的知識，讀些有關書籍。要廣泛涉獵廣泛吸收，不讀書或讀書麵過窄，就會思想狹隘，視野狹窄，胸懷狹小。
有些作家出道時，起點不算低，應該有點潛力，但創作卻越來越小家子氣，原因就是沒有大胸懷、大關懷，不關心人類前途、祖國命運，隻研究技巧。沒有一個大作家是靠所謂純技術、技巧成功的，必須不斷積累思想，提高人生境界，才能厚積薄發。學習不是死摳書本，要會思考，關心自己切身利益是正常的，但作家整天隻關心個人名利不行，祖國前途、民族命運、大眾疾苦更要關心和思考，眼界不能過低過窄。作品氣象小就是自己的人格境界小，把自己降格為一個碼字匠，這樣怎麼能以大格局、大氣象的創作去影響、提高大眾。
記者：您認為，現在藝術家協會、媒體應該在推出優秀作品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李星：現在有的協會機構的確有機構龐大、官僚化等不好的傾向。協會是聯絡、組織作家搞創作的服務性機構，是作家反映意見和要求的“娘家”，不能辦成實現當官欲望的“衙門”。但有的作家，出了幾本“大作”，就謀劃著要當個主席、副主席。不僅作協，書協、美協等藝術家協會都有這個問題，作家藝術家的最大目標成了升級別、當主席，一個省級協會十多個副主席，忙著出頭露麵、忙於坐主席台，級別有了，麵子有了，收入也上去了。一個省就幾個尖子作家人物，低一個層次的人就多了，但因為誰進誰不進，就影響了藝術家之間的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