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媒體炒作也要對難出精品負責任。批評家對作品的批評言論媒體常常不報或少報，隻說好話，不提批評的話，這太不客觀。這是媒體的人情化，有的還同經濟效益掛鉤，很不應該。上世紀９０年代，有個人寫了3部長篇，媒體炒作得很厲害。作者讓作協掛名開研討會，研討會我去了，由於作品水平太低，與會者進行了尖銳批評，但第二天媒體報道全是正麵的，與會專家一致肯定等等內容，全是違背批評家意願的報道，這對作家作品和讀者都是不公正的誤導。
記者：那麼，鑒於當前文化界出現的這些不正常的現象，您對文學藝術界的領導層有什麼好的建議？
李星：現在有的官員對文藝的要求仍然有急功近利的傾向。他治下的土地，隻能寫光明，不能寫黑暗，隻能歌頌不能暴露，自覺不自覺地要求文學去配合他。我以為文學是一個多層次的生態係統，有工廠、車間文藝性的宣傳、表揚，有麵向大眾的通俗娛樂性作品，也有貼近曆史、現實和群眾生活的現實主義創作，但絕對也應允許有思想、有批判，以理性之光描寫和表現社會現實的作品，更應有一部分必然是創新的、引領文學潮流的東西、給文學開路的東西、精神層次更高的東西。原則上，真正的作家、大作家應該以更高的文學眼光，關注社會現實、人類曆史、民族未來，應該以寫出高質量的作品為己任，這肯定需要時間，需要思考。領導不能限時、限題材按照某種模式急功近利地要求作家的寫作。
作為一個地方領導，我建議他們一要認真學習文藝，尊重文學藝術規律；學習政治、哲學、曆史、文化，要提高抓文藝創作的境界和能力。基層領導要和作家有共同語言，交朋友。
二是允許作家嚐試，允許失誤。這一點陝西的做法值得借鑒，比如《廢都》有爭議，但並沒有處理和限製賈平凹的創作，不影響對他的信任。賈平凹後來佳作不斷，創作了《秦腔》，現在又有了《古爐》，這作為一種成功經驗應該推廣。
三是黨報、黨刊要搞文藝評論。《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各級黨報黨刊，要有懂行的文藝記者和編輯，在實踐中發現挖掘批評新人，推出信譽度高的品牌文藝評論家，還要敢於展開對作家作品的爭鳴。這不僅對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很重要，對於大作家成長也很需要，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和好作品是罵不倒的。
四是現有作協體製要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有的作協變成官窩，大家都爭官當。可以考慮條件成熟時取消級別，成為一個服務性的工作班子，兩三個尖子作家當主席也是兼職好，不離開創作崗位，完全由願意獻身藝術事業的作家自己管理。現在有的地方作協組成形式不利於作家成長，有的年輕人寫幾篇作品，就搞公關、拉關係，然後進作協當官，這都是不正常的現象。作協應該成為一個聯絡服務性班子，利用現有設施搞文學服務交流活動。
記者：前一個時期，有人認為，近些年的茅盾文學獎評獎一直沒有出現什麼“驚天動地”的作品，“茅盾文學獎”需要一次“休克治療”，評獎應暫停十年。作為茅盾文學獎的評委，您怎麼看？
李星：茅盾文學獎設立以來，對中國長篇小說的發展做出了突出成就，起到了促進作用，在社會和文學界有較高的威信。以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為例，《秦腔》幾乎是全票通過，這是被文學界普遍承認的作品，獲得茅盾文學獎恰如其分，這也是對作家最好的肯定。茅盾文學獎對中國長篇小說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近些年還是湧現出了很多優秀作品，比如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楊誌軍的《藏獒》係列，鐵凝的《苯花》，寧肯的《天·藏》，楊紅柯的《烏爾禾》，葉廣岑的《青木川》，孫浩暉的《大秦帝國》，莫言的《蛙》，都是非常優秀的作品。就算是矮子裏麵拔將軍也應該繼續評下去，何況中國近兩年長篇小說的成績並不差。即使有缺點，也不能因噎廢食，改進就行了。
李星小傳
李星，生於1944年，1969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文藝理論專業。曆任《陝西文藝》、《延河》雜誌編輯，《小說評論》雜誌編輯、主編，編審，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陝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現兼任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陝西賈平凹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李星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評論集《讀書漫筆》、《書海漫筆》及《李星文集》三卷等計200餘萬字的作品，與他人合著有《鄧小平文藝思想研究》、《路遙評傳》、《賈平凹評傳》等，書籍及文章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及多個省級以上獎勵。2008年獲陝西省委、省政府文學藝術大獎之終身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