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種發展也帶來一些問題，比如中低成本影片，尤其是藝術影片市場空間被擠占，類型風格題材單一、各種資源向大片聚集等等。但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靠產業、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來解決，而不是像有人說的，把拍一部大片的錢分給10個前衛導演去拍藝術片，這種“打土豪、分田地”的想法是很危險的，搞不好就會像90年代以來的台灣電影那樣，除了幾個大師能在國際上頻頻獲獎，整個產業卻垮掉了，市場占有率退倒小數點後麵去。這種情況，除了好萊塢會拍手稱快以外，我想是任何中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我認為“質”的問題屬於“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提高創作質量和作品的市場競爭力，需要具備一些基本前提，其中就包括需要不斷的“量”的積累，因為“質變”總是從“量變”中來的。先做大，再做強。這個問題，持不同意見的人應該要慢慢達成共識才行。
記者：您剛才提到電影產業化進程還處於初級階段，具體講，中國電影目前還存在哪些問題和不足呢？
石川：我可以從七個方麵來談這個問題：
第一，還是總量不足和資源布局欠均衡的問題。主要體現在電影基礎設施還不能滿足需求，特別體現在城鄉、地區差距方麵。13億人口隻有6000多塊銀幕；3000座城市隻有200多座城市有票房記錄。就算加上農村240條院線和4萬多套數字放映設備，也還無法有效滿足13億人口看電影的要求。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前麵說的維持“量”的擴張以外，還應該重視電影科技水平的提高。隻有不斷提高電影科技實力和技術裝備，才有可能切實改善電影發行放映的基礎設施，強化公共服務的範圍和效能。
第二，市場發育不健全。人們意見比較大的有兩點：一是市場資源被商業大片過多占有，中小成本影片生存艱難。要克服這個矛盾，一方麵製片商、發行商、院線要有文化擔當與自律，不能唯利是圖，唯票房論，但更重要的是要設法運用法律和市場的手段加以組織管理和監督協調。二是國有和民營企業在行政資源、市場資源配置上還不能做到公平競爭。國有企業占有較多資源，比如它有製片基地、有發行、有院線和影院、有下屬宣傳媒體，民企處於相對弱勢。這並非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而是體製傳統以及現行政策上的不完善有關。
比如最近一兩年，國家媒體也增加了對電影創作生產的關注和報道，這原本是好事，但卻引來更大的爭議。滾動播出的央視新聞，一遍又一遍地播報某部國產大片的消息，還穿插有片花，這等於動用國家媒體資源在為片方免費做廣告，這片子能不火嗎？問題是你可以這樣做，我的片子能不能也這樣做？誰來確定遊戲規則？如果這個問題不講清楚，那又談何公平？
第三，對電影的管理手段還較單一。電影立法滯後，行業管理缺位，大多數情況還隻能依靠政府職能部門的行政管理來解決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應該是有限的。它的權力應該首先用來保證不同所有製的電影經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尤其是在投資核準、土地使用、財稅政策、融資服務、對外貿易等政策方麵能享受公平的待遇，而不是去直接幹預創作，甚至直接介入創作過程。
現在有些地方政府，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下，投資拍攝電影的意願很高，但他們往往又不按市場規律辦事，被一些製片人、導演鑽了空子，打著主旋律的旗號，利用地方政府不求經濟回報、隻講文化政績的特點大發橫財，拍出來一堆質量低劣的所謂“主旋律”影片。這是近幾年新出現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行政管理應該與司法管理、行業管理等多種管理資源和手段協調一致發揮作用。單一的行政管理，無法從根本上杜絕外行領導內行和對生產市場過度幹預的弊端。比如現在議論比較多的明星片酬上漲過快，占製片成本比例過高的問題，還有製片、發行、影院三方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怎麼來管？靠廣電總局發個文件、發個通知，局領導出麵開個協調會什麼的能解決問題嗎？這原本是市場上出現的問題，隻能用適合市場的方法來解決，單靠政府職能部門永遠是力所不能及的。但現實是我們又沒有行業管理協會，又沒有電影方麵的立法，所以這些問題短時間內是找不到解決辦法的。
第四，許多中小成本影片市場競爭力不強，也有些大片票房虛高，但投入產出不成比例，經濟效益不佳，這也是市場機製不完善造成的。比如剛才說的，某些大牌演員片酬太高，往往占製片成本的六七成，導致製片成本相對不足。這其中也有製片流程管理上不規範的原因。有些劇組日常管理混亂，預算和周期控製鬆懈，浪費嚴重。因為管理上漏洞很多，也導致一些創作製片人員在經濟問題上胡作非為。一部投資上千萬的影片，真正用於拍攝製作上的經費隻有幾百萬，剩下的都以各種名目進了自己的腰包。
過去謝晉導演講，搞創作就像雙手捧水，指縫要盡力並緊才能少漏水。不然，這漏一滴，那灑一滴，水很快就漏光了，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我以前也建議過，電影製片的分配方法可以多樣化一點。對於一些剛出道的年輕人，可以先不發酬金，改用與發行收入“捆綁”的分成方式，類似出版界的版稅製，這樣多少也可以降低一些投資風險。但是，如果沒有製片人協會這一類行業管理協會的介入，這種方法實際上就很難推廣。
第五，創作人才有斷層之虞。現在雖然票房過億的導演增加到30多人，但刨去港台導演，內地導演的實力還很單薄。最具市場號召力的導演，比如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大多都“過五奔六”了，他們創作還能維持多久？後麵一批三四十歲的導演不夠成熟，導致目前電影市場過於依賴少數頂級導演，而缺乏後繼的“中間階層”。等到這些大導演真的退休了，國產片的創作又要靠哪些人來支撐？這個問題提醒我們，未來5到10年，創作人才，特別是領軍人才的培養，對於電影創作健康發展顯得越來越重要。
第六，亟待建設分眾化市場。產業化改革初期，我們搞院線製改革，把全國條塊分割的分散市場整合為全國統一市場。但這隻是第一步，長遠看，統一市場有益於發行和管理，卻不利於電影風格流派的多樣化。現在這個矛盾還不算特別突出，以後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才會慢慢浮現出來。你能想象全國幾億觀眾同看一兩部商業大片是什麼情景嗎？那樣不是又回到8億人民同看8個“樣板戲”的時代了嗎？所以，一定要有分眾化市場。
分眾化市場，簡單說就像我們在大超市裏購物，同樣是洗發水，你可以在幾十種品牌、價格、性能完全不同的產品中自由選擇，不同消費層次和口味的人各取所需，這樣才談得上消費的自主權。現在看，電影就做不到這一點。賀歲檔一來，一水全是大片，想看藝術片或其他小片沒處看，你沒得選，市場給什麼就隻能看什麼。所以分眾化市場是提高電影文化服務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七，電影文化觀念的建設還有待加強。近幾年有些與香港合拍的功夫片，文化觀念不能不讓人質疑。有些影片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過度誇大曆史上的民族矛盾，把中國武術戰勝外國拳腳作為娛樂消費的看點來兜售。我不太讚同這種文化觀，因為它還停留在霍元甲時代的思維方式當中，與當今跨國的、開放的、交流的國際文化氛圍不協調，民族意識比較狹隘。當下的大眾文化，其主調不外是消費主義加民族主義，兩者一旦合二為一，成為一種服從於消費的民族主義，那就是一種文化病態了。
而這一點，本應由電影批評來加以辯論和闡釋，可惜現在的電影評論關注八卦新聞的興趣要遠遠大於關注討論嚴肅話題的興趣。最近幾年，電影評論的主要陣地從傳統報紙雜誌轉移到網絡媒體，有廣大網民和影迷的參與，聲勢很大，但真正鞭辟入裏、富有真知灼見的影評卻反而被淹沒了。一些影評人熱衷於“紅包影評”、“麵子影評”，淪為為製片方和發行方廉價吆喝的工具，拋棄了影評人本應秉持的理性品格和價值取向。
電影理論建設也一樣顯得比較薄弱。前一段時間我看到一些電影雜誌的文章，感覺它們無形中在向讀者傳達一種觀點，就是“國產片怎麼拍都比不上好萊塢大片”。這種觀點對讀者的誤導是很明顯的，因為拿國產片與好萊塢大片進行簡單的比較本身就是不現實的。網上某個“意見領袖”甚至說，大城市白領一般隻看好萊塢大片，國產爛片隻配拿到二、三線城市放映。大城市精英都去看好萊塢大片，二、三線觀眾隻配看國產爛片？這是什麼混賬邏輯？麵對這種論調，理論家、批評家是不是應該站出來給予解答和闡釋？如果沒有，那就是理論評論工作者的失職。
記者：來上海之前，我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上海在文學藝術創作方麵曾經一直走在全國前列，但是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就相對寂靜了許多。具體到上海這一塊，您覺得導致上海文學藝術相對落後的深層次原因有哪些？
石川：上海以前的確是全國文學藝術的中心，特別是電影文化的中心和主要基地。1949年前，上海電影產量占全國的90%以上。上個世紀80年代，上海電影產量仍然占全國的1/4.但最近幾年，上海電影市場隻有全國十分之一不到。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很複雜，既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與全國文化發展態勢有關，也與上海自身的局限有關。
單以影視來說，上海落後的主要是因為兄弟省市發展起來了，各方麵條件逐漸超過了上海。和北京相比，上海在行政資源、政策和人才上都處於弱勢；和浙江橫店比，上海在經營成本和政策優惠方麵又甘拜下風。這樣南北夾擊，上海就沒什麼優勢可言了。其實以前計劃經濟時代上海也談不上什麼特別的優勢，但那時候有人才的聚集和相對完整的產業鏈，還能在全國稱雄一時。90年代以後，人才優勢逐漸喪失殆盡，產業鏈也被別人趕超，上海電影在全國的地位也就隨之開始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