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環境中還缺乏直接的土壤，文化生態還需要建設
凡有成就的文藝家無一不是植根於本民族豐腴的文化沃土
為經典和大家提供土壤，是一項緊迫而重大的任務
發展文化產業不在於有無高雅愛好，關鍵在於有無文化意識
“三俗”短期內很有市場，但同時在破壞市場，不可持續
時代之問
為文化巨人的誕生提供沃土
他是個探索者，是文化產業領域“吃螃蟹”的人。
當人們還在討論文化產業的概念時，2005年12月，中國數字電影基地在懷柔破土動工了。那是中國電影集團的戰略決策，當時的地方領導對文化產業尚處於蒙昧階段，沒有前瞻意識和對文化產業的了解，是不可能扶持這樣的項目的。記者從2005年北京市的規劃修編文本中讀到，“懷柔是北京東部發展帶上的重要節點，國際交往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點發展影視文化產業、環境友好型的都市工業……”，可以呼吸到一股探索者身上特有的氣息。兩年之後，2008年7月，亞洲最大的電影基地在懷柔建成。接著是文化企業從600個發展為3000多個，增長了5倍。
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則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他的創舉。《泰晤士報》說，人們熟悉玩具、服裝的“中國製造”，但還不知道音樂劇的“中國製造”，2010年8月，“中國製造”的音樂劇《何處尋愛》風靡愛丁堡。後者“中國製造”的主持人就是這位區委書記。《何處尋愛》巧妙地把電影故事與舞台劇結合起來，講述了電影製片商怎樣讓自己的兒女環球旅行、競賽，最後在中國的長城尋找到答案，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啟示。接著是音樂劇“牡丹亭”的國際化製作，昆曲“紅樓夢”的創作、演出，以及音樂劇的製作。這其中的曲折、複雜，內在的變化，都是一個個有價值的改革創新的案例。
王海平還是個地地道道的詩人、作家，經常有詩作和小說問世。他在為文化巨大的誕生提供豐腴的沃土，這個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政府官員兼詩人、作家，是怎樣看待經典與文化關係的？
記者：您作為一個文化產業的成功實踐者，怎樣看待當前文化發展的大環境、經典作品與藝術大家以及文藝作品與文化產業的關係？
王海平：文化大發展的宏觀背景是具備的。中央的思想是開明、開放的，政治局學習時對文化發展形勢的判斷是實事求是的，不適應是主要矛盾。現在經濟發展到人均ＧＤＰ 3000美元後，人們的需求結構發生變化，北京去年已經超過1萬美元，人民群眾的文化和精神需求迅速增加。“倉廩實而知禮節”，人們的生活開始講究多了，有閑階層也出現了，北京的電影票房在急速上升、各種演出有了相對固定的觀眾群，書店的營業額在上升，你去西單圖書大廈和中關村圖書城去看看，覺得那就是一種繁榮。但準確地說那是一種文化需求的繁榮，作為供求關係中供的一方，已呈現出繁榮的跡象和趨勢，但還不是繁榮本身，還缺乏一批劃時代的作品。回到我們的題目，文化發展環境中還缺乏直接的土壤，我們的文化生態還需要建設。
記者：文化發展的土壤對產生文學的經典和藝術大家十分重要，沒有環境的熏陶，很難想象會產生經典作品，您能具體談談文化生態的含義嗎？
王海平：我們學康德哲學時有個很有意思的描述，馬克思把康德哲學稱為“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從理論發生的角度看，康德的理論深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當時的德國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理論是活躍的。仔細再分析，德國哲學界是活躍的，存在一批積極思考的哲學家，先後有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等。說明哲學發展有個哲學土壤問題。推而廣之，文化也有個土壤問題。18、19世紀德國先後出過若幹世界級的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爾、胡塞爾、韋伯等，還有歌德、海涅等詩人，席勒等戲劇家。201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給了巴爾加斯·略薩，又一個拉丁美洲作家，那裏的經濟不發達，但有豐厚的文學土壤，當年在中國產生過深遠影響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百年孤獨》，就是哥倫比亞的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
如果以大師級、照耀文學天空的大家為例，更是如此。縱觀古今中外，凡有成就的文學藝術家，無論是英國的莎士比亞，還是俄羅斯的托爾斯泰；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曹雪芹，還是現當代的魯迅、巴金等，無一不是植根於本民族豐腴的文化沃土。正是由於燦爛的俄羅斯文化以及對沙皇黑暗統治批判，才造就了俄羅斯群星閃爍的文學天空，而托爾斯泰的文學成就，成為其中最為光芒四射的星座。魯迅的成就同樣如此，辛亥革命的失敗促使年輕的魯迅對中國的現狀與未來進行深入思考，對中國國民的劣根性給予無情鞭撻，他的《阿Q正傳》、《藥》、《祥林嫂》等小說，至今閃爍著文學的光輝。
文學經典的產生離不開社會文化，離不開作家藝術家所處的時代，當然，不能否認作家藝術家的天賦，正是由於他們傑出的才華與豐腴的文化交融，才會使他們創造出經典作品，才能產生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化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