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出版人必須堅守文化本位，出版始終是關乎文化建設與文明傳承的神聖工作
科學出版觀重視現在的進步，更看重將來的發展；重視經濟效益，更看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和諧統一
出版是繼薪傳火的事業，隻有那些對知識、思想和真理懷有摯情的人才能適合這一事業
社會需要一批具有文化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鍾情並執著於出版事業的優秀出版家，這是當前中國出版界需要關注和重視的問題
時代之問
堅守使命繼薪傳火
2000年以來，在短短十年時間裏，複旦大學出版社從一家默默無聞、麵目模糊的出版社，一躍成為國內學術出版的重鎮之一和一流高校教材出版的重要基地；截至2011年，曆年所獲國家級圖書獎項17項，在國內大學出版社中名列前茅，在京外出版社中位居第一；在獲得優異社會效益的同時，近10年來，該社銷售碼洋和利潤以年均15%的速度穩步攀升……
是什麼樣的理念支撐著複旦社堅守文化良知與職業操守，常常傾注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耐心等待、跟蹤、催生一部又一部蜚聲學界的原創性學術著作？又是什麼樣的思路使它保持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同步發展，創造出十餘年持續穩步增長的不俗業績？帶著這些問題與困惑，我們在上海采訪了複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編輯賀聖遂。
賀總是性情中人，在上海巨鹿路一家咖啡館接受我們采訪時，他暢談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發展，至動情處，竟語帶憂傷，聲音哽咽。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更是一個具有良知的出版人、一個有時代擔當的文化學者。
記者：現在圖書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您認為，一個優秀的出版人，其商業才能是最重要的嗎？
賀聖遂：如今出版業競爭激烈，一些出版人迷失了方向，片麵理解“眼球經濟”，不惜欺騙作假，惡意模仿，粗劣克隆，偽裝經典，甚至假冒國外作者名字出版“偽書”。更有些過於急功近利的出版業者，為了一點點蠅頭小利，竟然出版《令人戰栗的格林童話》這樣充滿色情、暴力的“童書”坑害青少年。這些現象無不說明出版業內的浮躁、逐利的心態已經嚴重偏離了出版的航向，不僅影響了整個出版業在國人中的形象，也對讀者造成了傷害。以上做法在短期內也許能帶來規模擴張和看似豐厚的經濟利益，但這種狀況是不利於出版業長遠發展的。
在商業社會很多領域裏，商業才能可以起決定作用，但是在出版業，商業才能並不是最重要的。與其他行業相比，出版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價值在產業外。優秀的出版物總是在傳播知識和思想方麵為人類發展做出卓越貢獻。我認同李長聲、傅月庵兩位先生評論日本出版業界時的觀點：從某種程度上講，“暢銷是一種罪”，暢銷書占用了太多的社會資源，“排擠”了太多的優秀圖書，而書業本應該讓讀者看到更多品種的書。優秀的出版人必須堅守文化本位，出版始終是關乎文化建設與文明傳承的神聖工作。
我們可以看看國外的教訓。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集團化和兼並浪潮席卷了整個美國出版業，由此使出版社產權集中化的傾向日趨明顯，而產權集中在少數大財團手中，又進一步引發了出版社文化本位理念與財團經營本位導向的衝突。例如，著名的蘭登書屋被紐豪斯傳媒集團收購，銀行家出身的維塔爾提出蘭登的“每一本書都必須盈利”，出版了很多低俗無聊的作品，但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1997年，蘭登的利潤率僅為0.1%，一年後，沮喪的紐豪斯把蘭登賣給了德國貝塔斯曼。蘭登書屋的變遷，恰恰說明了完全商業化的模式並不是出版業的濟世良方，銀行家與商人不能取代出版家，出版業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化，而且永遠是文化。
記者：複旦社這些年出版了不少皇皇巨著，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但我們同時注意到，複旦社的經營情況也相當不錯。
賀聖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其實並不矛盾。比如，複旦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人口史》、“名家專題精講”等高品位學術專著，在學界贏得眾口稱讚，同時，無一虧本，經濟效益也很可觀。例如，1996年我們推出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這部書突破以往陳陳相因的文學史觀，認為“文學是講人性的，文學的發展是人的感情、心靈豐富的發展過程”，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僅當年就售出7萬套。
複旦社強調“深度出版”，也就是說出版者要對讀者進行文化引導，滿足讀者對審美及崇高情感的深層渴望，為他們提供高品質的、體現人文關懷的文化精神食糧。主體出版、自主出版、實體出版、實效出版是深度出版的重要保障。
主體出版重視和開拓的是人類思想和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和最有創新性、前瞻性的先進文化，複旦社一直強調出版社應該承擔起主體出版的重任並身體力行，由此推出了當代學人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語境下撰著的一大批原創學術專著，除上述數種廣受重視的學術經典外，另有“南懷瑾著作”係列、《晚明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名家“三十年集”、“我們的國家”係列等一批圖書，社會反響強烈。
自主出版強調出版對本民族文化自主創新的重視，它不排斥引進和吸納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但更加重視發掘、出版和傳播中華文明的作品。複旦社出版的諸多原創性的學術著作，如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新著》、駱玉明著《簡明中國文學史》、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樊樹誌著《國史概要》、汪湧豪著《中國遊俠史》、傅傑等著“悅讀經典一百句”等多種圖書以英文、日文、韓文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地出版，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作出了貢獻。
同時，我們主張出版社要堅持實體出版。這指的是出版社始終把出版資源和出版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反對出版“空殼化”，堅決不賣書號；實效出版，是在謀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同時，取得可觀的經濟效益。
我一直強調“有所為有所不為”，複旦社退出中小學教輔教材等“立竿見影”的短、平、快項目，專注出版那些周期長但是集聚人類文明精華的高、專、精學術原創圖書，表麵上看出版範圍縮小了，但複旦社的生存空間並未因此縮小，反而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原創學術著作成為響當當的品牌書。市場效益也相當可喜：2000年以來，複旦社的銷售碼洋和利潤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攀升，前者由7000萬元提增到超過3.3億元，後者由600多萬元增長到3300萬元。流動資金平時有7000萬元，年底最高可以達到1.2億元，對於一家150人（相比2000年，員工人數僅增加了50%）的出版社來說，這是很不容易的。
記者：您提出的“科學出版觀”，在出版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您是基於什麼考慮提出“科學出版觀”的？
賀聖遂：自從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以來，一種立足科學發展、著力綜合創新、促進社會和諧的發展觀在人們心中得到了普遍的確立。為中國的長期繁榮和永續發展確立了方向。對出版人而言，應該如何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又應如何把科學發展觀紮紮實實地貫徹到我們具體的出版實踐中去，實際上這是一個將科學發展觀與出版實踐緊密結合的問題，也就是在思想上首先要形成科學出版觀的問題。具體來說，樹立科學出版觀有助於我們澄清以及解決以下幾個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