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科學出版觀高度重視出版內容和形式的傳承與創新。
出版是人類走向文明和進步的一項重要活動，就內容來說，出版始終是關乎文化建設與文明傳承的神聖工作。這一內涵首先決定了出版作品的前提是要發現、收集、歸納、整理、傳播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於當代及後世有利、有益的信息。也就是說，科學出版觀規定了我們不能數典忘祖，將過去的、曆史的東西一概遺棄，相反，充分重視挖掘、整理、保存和發揚我們祖先留下的優秀文化成果，並且繼續關注它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產生或變異的新的意義與新的詮釋，這是科學出版觀顯而易見的題中之意。20世紀20年代，張元濟主持編纂了《四部叢刊》，30年代他又主持完成了《百納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使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和發揚。在當前，這樣的繼承與創新還可以做得更深入、更貼近當代人的閱讀需要。近年來，學術界、創作界這樣的成果不少，是出版事業發展的很重要的源頭之一。
當然，科學出版觀更要求我們密切、熱心地追蹤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新事物與新成果，關注當代思想文化的創新活動，承擔起有思想文化創新價值的著作的出版並使之社會化的使命。事實證明，新事物、新成果往往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並可能成為出版史上的經典之作。作為出版人，應該不斷地鍛煉、提升自己思想和眼光的敏銳性，善於發現並實現這些代表時代進步方向的優秀文化和先進文明成果的出版傳播，從而有力地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發展。
出版是將思想文化物態化、社會化的一種活動，因此，就其形式而言，科學出版觀同樣強調在保存和延續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求發展。人類的出版傳播史經過摩崖、甲骨、鍾鼎、簡帛和造紙，經過鈔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電子、數字網絡出版等曆史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特定的出版手段、工藝和物質載體。但是，科技進步從來不能替代工藝形態特有的審美價值和趣味，這就詮釋了出版的物態形式雖在不斷革新，但又始終保持多種形態的存在。與此同時，科學出版觀也要求我們關注出版技藝的未來趨勢和發展方向，比如多媒體出版與電子、數字網絡出版。它們已經存在，並且成為紙質出版強勁的競爭對手。我們應該重視它們的存在，支持它們的發展。隻有在形式上抓住讀者的閱讀習慣變遷，緊跟甚至引領出版科技潮流，才能讓內容完美地呈現出來並實現其文化價值，也才能不讓自己在出版大潮中落伍。
記者：科學發展觀強調“不以GDP論英雄”，科學出版觀對“碼洋至上”是如何看待的？
賀聖遂：科學出版觀堅持文化目的與經濟效益的協調統一。
隨著文化體製改革的逐步深入，出版作為文化產業的屬性日益成為共識。科學出版觀並不否認出版作為產業的經濟屬性，但反對將經濟效益與文化目的割裂開來。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同方麵、不同層次的閱讀消費需求，科學出版觀不僅提倡在健康出版的基礎上保證出版的豐富多樣性，更提倡出版應該發揮提升人們精神文化層次、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梯作用。一個社會必須重視主體出版和主體閱讀，人類的出版史揭示，出版最本質的含義首先是重視保存和開拓人類思想和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以及最有創新性和前瞻性的先進文化，主體出版承擔的正是這樣的職責與任務。主體出版是一個國家優秀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重要保障，同時，主體出版又呼喚和引導著主體閱讀，承擔主體出版任務的出版社把優秀的圖書提供給讀者，讀者在嚴肅的閱讀過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質、精神情操和文化素養，這種主體出版引導下的主體閱讀對於一個社會的文明建設和民族創造力的提升有重要意義。因此，出版既是文化普及，又注重文化提升。普及，當是立足優秀的人類文明成果的普及，提高，自然是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和創造，提高是普及之源，提高引導下的普及才是出版的鮮活的動力。我們不能忽視出版的本質是傳播文化，人們對文化的需求本質上是與物質世界不同的精神創造及追求。依從現代人的趣味與敏感，輸出現代人所渴望的道德關懷，並給予其深切周至的精神撫慰和人文滋養，是出版人的守土之職。出版即使是產業，也是區別於其他產業的精神生產。
我始終呐喊、堅持出版的文化品位，崇拜、讚美那些在精神生活領域能夠開拓出美好境界、培育出優秀成果的作者，心甘情願地為他們服務，並通過自身的編輯、出版活動盡一切盡可能地將優秀的精神食糧奉獻給廣泛的讀者。如果我們不需要意義，而將我們的勞動和工作簡單化為一種直接的市場交易和產品交易，就有可能把交易看成本質的東西，首先考慮的不是提供的產品好不好，而是產品能得到多少經濟回報。我認為後者是生意人的品質，不是出版人的品質。
但換一個角度看，強調以主體出版引導主體閱讀，並不意味著否定、排斥適應人民文化生活多種需求的“流行出版”、“輕鬆消閑出版”。當代社會生活的複雜多樣，審美意識的求新、求變，使人們在承受生活、工作壓力之餘，心理上尋求釋放、喜悅、輕鬆，都使得這類出版有著存在和日漸擴大的依據。但若以這些存在的合理性去驅逐主流，代替、搶占主體出版應有的位置，甚至變成崇尚的唯一，就會與科學的出版觀背道而馳。著名出版家葉聖陶先生在談及開明書店的工作時曾說，“我們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就是出書出刊物，一定要考慮如何有益於讀者；有所不為，明知對讀者沒有好處，甚至有害的東西，我們一定不出，這樣做，現在叫做考慮到社會效益，我們絕不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效益，我們絕不肯辜負讀者。”前輩出版人的強烈責任感，永遠值得我們仿效。
為使出版的文化目的和經濟效益有更好的協調，出版的多元化應該是國內出版業追求的一個目標，各個出版社應該具體分析各自的特點和優勢，並努力把這些特點和優勢發揮出來。具備一般讀物出版優勢的社會性出版社完全可以發揮自身的長處做好商業出版，其出版的圖書的文化層次可以“淺”一些，但隻要能夠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養，就是值得鼓勵的；而有學術資源優勢的出版社就應該利用好自身的文化資源，出版一些更嚴肅的、厚重的，有文化傳承價值的前沿性、創新性的優秀出版物。為達到這樣的目的，出版機構也應該是多樣化的，按出版的特性分工可以使文化服務各具優勢，這種內容優勢同時會轉化為市場優勢，不僅會使圖書市場更加繁榮和豐富，也使出版單位從市場細分中獲得更多的經濟回報。因此，認清出版的文化目的，認清服務的優勢和對象，也是保證出版的文化目的和經濟效益的協調發展並實現雙贏的科學的出版觀念。中國的出版業應當包容多種多樣的建構形式的出版社，這樣，未來的中國出版才能充分發揮優勢和特色，得到長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