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書中洋溢著精英意識、對生命價值的衡量。這個主題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推到極限：一個優秀的人，是否有權剝奪一個無價值的人的生命？此處精英不是權貴，而是精神、智慧層麵上的優越。對一群麻木的村民來說，一個清貧的鄉村教師，就是精英。
在衡量的公式的盡頭，弱等文明怎麼辦？相對於可能存在的星際文明，地球很可能是弱等文明。相對於世界，中國也並不算最強。弱，是否就不配生存？大劉的解決之道是：以死救贖。戰爭中，弱者的勝利之途通常是自殺式的。這自殺，有時是放棄正常人的生活；放棄人類安全感來源—地球—永遠自我放逐在太空；更多是祭起自己生命，“最後他的整個身體都變成了一根跳動的火炬，和太陽的火海融為一體……”；甚至是以全部人類的生命為籌碼。有意思的是，科幻界也認為，劉慈欣是以自殺式的慘烈犧牲寫成《三體》—他將本可寫成許多長篇的創意塞進一本書裏，產生核聚變式的衝擊力。
他讚美自我犧牲、英雄主義。身為弱勢文明，他相信唯有此才能贏得戰爭，以及，贖回尊嚴，在強者麵前。這也是他小說的美感所在。這與前麵“零道德”的殘酷的現實主義並行不悖，絞成大劉宇宙中的雙準則，並賦予這個宇宙以意義，及壯麗冷酷的整體感。
而當生命被拿來衡量，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科技相比，“愛”“善良”這些無法估量的怎麼稱？還是說，在一個極端的世界—比如戰爭、災難，愛和善良就不該存在？—或許作者也為之不安。這糾結體現在《三體》裏，他不無揶揄地描寫“聖母”程心，她毀掉地球正是出於愛。可是最冷酷的、拯救地球的羅輯，大劉選擇通過他的口說：支撐我的，是愛。即使是公開表示可以吃人的大劉，也無法麵對某麵人性的徹底缺席。這種“罪與罰”式的糾結，是《三體》壯麗圖景下，細微震動人心處。
但我卻常常想起一個故事。在電腦還很罕見的九十年代，孤獨的山西娘子關電廠計算機工程師劉慈欣給北京一個科幻迷團體去信，“告訴他們可以來我這裏用電腦”。這封信，如一顆孤獨的星球，向幾萬光年之外的地球發出呼喚：有人嗎？
它發出了一個善意的信號。
2012-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