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時期的文字放在一起，自己也覺有意思。我在很年輕的時候活得現實而焦慮，匆忙賣掉夢想，也並沒有賣到幾個錢。如今，我三十多歲，依然單身，沒有賺大錢，沒有像樣的穩定的工作，但是快樂。現實地活著不會讓人幸福，夢想才會。最痛苦時，水木丁對我說，她知道自己無論自何處跌下，都有寫作接著。這句話，給予我莫大安慰。
在多年的怨懟、糾結、無法釋懷後，前一陣有天，我和父親閑聊，好像是我抱怨他不環保，辯論一會兒，父親氣急，拔高聲音說都怪政府！政府為什麼不出政策？—我忽然明白，我和父親的關係，有點像父親和政府的關係。諸多埋怨，卻又依賴—這種依賴以憤怒的形式來表現。父親需要有一個政府，這樣他就不需要為任何事負責。如果我的行為有錯，那是你的失職。
就像我躺在巨人造成的童年陰影裏，遇到什麼事都推給家人，都是你們的錯。你毀掉了我的生活。心理學家武誌紅談過許多“受害者”都是勤於抱怨而疏於改變，“為什麼寧願以受害者自居，而不願意發生真正的改變呢？成為受害者是最容易獲得道德正確感的途徑。受害者有一個道德的製高點，你傷害了我，所以你應該對我的痛苦負責。以受害者自居還意味著不必對自己的人生負有責任。”
明白這些，我就從“受害者”床墊上下來，並為自己這麼久的賴床感到羞愧。
童年時的陰影，我以另一種眼光打量。同代人陸續開始回憶，我看到他們寫自己的父母，韓鬆落的《怒河春醒》、桑格格的《小時候》、閆紅的《彼年此時》……我看到相似的狂暴的爭吵、令人難堪的吝嗇、暴脾氣的父親或者控製欲強的母親。我並不特別。我們更像一條流水線上的殘次品。我大膽地想象，本來要生產什麼：生產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像他們父母那樣的人。我們的父輩，在外人麵前，在政治領域，是人畜無害、溫和內斂的。當然，模子是粗糙的，本來也不是為了生產精密的零件而準備。成長中的種種不適，不過是敏感的靈魂，和這簡單粗暴模具之間的摩擦。不需要敏感，不需要判斷力，自尊心更是毫無必要。我們幾乎被那樣生產了出來，比如，我擅長忍耐、嫻於服從，缺乏主見。直到現在，每次寫完稿，我都要極力克服，才能不把它交給朋友修改定奪。一個寫作者，應該擁有對作品最終的修改能力。連這個都無法確定，生活的其他領域可想而知。我所有的判斷，都是強忍恐懼做出。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麼，但我害怕。我們的父輩是較為合格的產品，他們在許多地方展現出驚人的一致。但是，大概是模具不堪重複使用，這裏那裏有了紕漏，我終於成為這條流水線上的殘次品。我，還有我的朋友們，以及許多同齡人。
我的朋友張莉有一篇寫畢飛宇《玉秧》的書評，標題是“一場災難有多長”。我喜歡這個概念，經常偷來用，比如這本書中的《幸存者》。我的父親隻有高小文化，許多當年讓我痛苦的細節，比如，總在老師說“沒交書本費的站起來”時，彎彎曲曲難堪地站起來；比如父親的粗暴……隻是因為窮、因為精神上的貧瘠、因為他也是挨揍長大的。他不知道有更好的方式。他經曆過餓死人的年代，那種災難一直在他的血液裏，以致命的吝嗇表現。比如讓我長久地站在他身邊，等著打麻將的他給我那十幾塊錢的書本費。我長到和當年揍我的父親差不多的年紀，開始心疼我的父母。他們又何嚐被人好好對待過呢？母親小的時候餓到去舔別人吃剩的粥碗。那是1960年。她的爺爺餓死了。如今我的母親，外出住賓館時，喜歡拿香皂牙刷毛巾回家，雖然家中已有許多，是父親帶回的。這習慣讓我痛苦。但我理解。海難中的幸存者，常會在床底囤滿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