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其實也是極重感情的人。
1974年11月11日，顧準被確診為癌症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髒與氣管之間，並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準，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隻有“死路一條”了。對於顧準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於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於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準卻死不瞑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來看他。
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係，大約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陰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並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麵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從朝不保夕的日子裏，顧準繼續留在家裏，隻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考慮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顧準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雖斷，絲相連，人還在，心不死。離開家庭孤身一人過著形影相吊生活的顧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妻兒。他甚至癡情到這種程度：剛剛挨完批鬥，擦一把臉，便抓緊時間搞翻譯，天真地幻想今後還能用這些稿費補貼子女。至於一次次的找尋，一次次的聯絡，一次次的托人傳話，就更不在話下。現在，他已經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這人生的最後日子裏，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隻看一眼也好呀！
被老友陳易稱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顧準，此刻幾乎隻剩下這唯一的一個心願了。他的另一個心願——完成宏大的研究計劃，已無法實現。但不能再寫作，是沒有法子的。再見子女一麵，總是可以想辦法的吧？這個念頭如此的強烈，以至於顧準咬緊牙關，又做了一件違心的事。
在顧準被確診為癌症晚期後，在他朋友的強烈呼籲下，經濟研究所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條件或者說必須履行的手續，則是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這對顧準，無異奇恥大辱，同樣將死不瞑目。因此，盡管來人反複說明，他們完全出於好意，顧準仍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麼帽子。但是，當他聽朋友們說，“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時，顧準忍痛含淚用顫抖的手簽下了這個死都不肯簽署的文件。他流著淚對駱耕漠、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後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這可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顧準的這份癡情實在感天動地，就連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也動了惻隱之心，去信給顧準的幼子，要他們來醫院護理。
然而得到的答複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顧準的幼子顧重之（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他們終於一個都沒來。恩斷義絕，何至於此，何至於此啊！
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之一例；和“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線”，也是當時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行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勵。問題是，並非所有“黑幫”、“走資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們斷絕關係。劉少奇的沒有，鄧小平的沒有，陳寅恪的沒有，錢鍾書的沒有，我自己一些親屬、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沒有。就算聲明“劃清界線”、“斷絕關係”，也不過是明斷暗不斷，或者在運動初期揭發批判，運動後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彌留之際，總要來盡點人子的義務。正如顧準悵然慨歎的：“人都快死啦，還怕受什麼影響？”像顧準子女這樣“絕情”的，還真不多見。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嗎？不是。顧準曾對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說：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鴨——個個好哇！是他們當真來不得嗎？也不是。軍宣隊發了通知，經濟所革委會都希望他們來，政治上還能有什麼問題？再說顧準的告別儀式，長女顧淑林和長子顧逸東也去了麼，難道活人見不得，死人就見得？到醫院去護理病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參加告別儀式就是“階級立場堅定”？講不通嘛！那麼，是他們和父親沒感情嗎？更不是。顧準是不怎麼管家顧家。早期工作忙，沒時間；後來當右派，沒資格。何況被隔離審查和送去勞改又有好幾次。但不等於子女們就從未得到過父愛，因此對他們父親的死活無動於衷。參加告別儀式那天，顧淑林和顧逸東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就到了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後，姐弟兩人抱頭痛哭，“心中的哀傷難以言傳”。事後，顧逸東把一切責任都攬了下來：“過去的事情，都是我這個做兄長的的責任，請求世人不要責怪我的弟妹”。可見，他們既非無情無義之人，也非品質惡劣之人，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又實在難以讓人接受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