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轉念一想，恐怕還是不行。就算顧準和子女們說真話吧，他們能理解嗎？就連汪璧，其實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殺前對顧準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憑直覺相信顧準不是“壞人”，再就是還有改變情況的一線希望。至於顧準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讚同。但顧準是思想家。沒有顧準的思想，就沒有什麼顧準。不理解顧準的思想，也不會認為他是“好人”。再說，如果子女們理解並讚同顧準的思想，又該怎麼說話，怎麼做人呢？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要挨整；不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不願意。莫非在外麵說主流意識形態的話，回家和顧準說“黑話”不成？那豈不變成兩麵派了？以顧準之正派耿直，又豈能把子女培養成兩麵派？
顧準同樣兩難。
這樣一想，問題就不在顧準、汪璧和他們的子女，而在於：為什麼一個社會隻準有一種聲音？為什麼一個人“一旦因為說出淺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於萬劫不複之地”（王元化《〈顧準全傳〉序》）？高建國說：“倘若要問當年毆打顧準的青年，為什麼如此殘忍？他們必定會說，顧準是頭上戴著幾頂帽子的壞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麼事實？他們卻從來沒有看見。”又說，許多人隻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至於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還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無需弄清也不許弄清”。我要問的是：難道帽子下的事實證明他是壞人，就可以毒打？難道當真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就該斷絕父子關係？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顧準是那樣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斷絕父子關係，因為這違背了天理人倫；也不能任意毒打，因為這侵犯了基本人權。不能因為現在證明顧準當年思想是正確的，就來翻這個案！這仍然是以思想言論定罪，而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定罪依據的。如果因為顧準思想正確，就說當年不該打他，子女不該和他斷絕關係，那麼，如果明天又發現顧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是又可以給他再戴一次帽子，把他從墳墓裏拖出來鞭屍三百，然後讓他的子女們登報聲明斷絕關係？不能吧？時至今日，我們實在不能再那樣看問題了？為了確保顧準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大聲地說：思想言論的自由，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任何人都不得剝奪，也不能因為他的思想言論而給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論是錯誤的！
錯誤的思想言論當然要批判，但隻能是對等的討論，並必須保證對方的答辯權，也不能因此就把他關起來，更不能動用私刑。把糧食燒了牛弄死了，當然要處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冊”，讓所有的人都和他劃清界線。這些最起碼的法律常識和人權常識，難道還要一講再講嗎？
文章寫到這裏，不禁感慨係之。做人，實在是很難、很難的呀！在顧準是家國難以兼顧；在他們的子女，則是忠孝不能兩全。難道就沒有一個可以通融的辦法，一條讓大家都能過得去的道路？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準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準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曆次運動和極左路線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準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準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麼“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相爭食，親眼看見一個個老百姓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談，又不能不談，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於知識分子尢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及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麵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幹什麼？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裏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