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裏沒有什麼值不值的問題。陳寅恪耗費十餘年時間撰寫《柳如是別傳》不值，梁宗岱種菜養雞就值？梁宗岱是何許人也？他是法國象征派大詩人保羅·梵樂希的異國之友，世界大文豪羅曼·羅蘭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龍的座上嘉賓。他的詩人氣質和文學才華就連一向崇尚高貴和浪漫的法國文化人也為之傾倒。然而他卻去種菜養雞！因為他作為外語係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頭蓋臉地痛批。他平時常常掛在嘴邊的“天才教育主義”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為眾矢之的。那好，你們不承認我“學問第一”、“教書第一”，我就來個“種菜第一”、“養雞第一”。不讓種不讓養，我還有“喝酒第一”、“力氣第一”（據說諸如此類的“第一”竟有七十多個）。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媽的能怎麼樣！
這其實是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了，因此“理所當然”地引起了“革命群眾”的震怒，被斥為“對抗運動”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為陳寅恪所理解。陳寅恪是很喜歡梁宗岱的。1961年吳宓來訪，中山大學以陳寅恪夫婦的名義設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單由陳寅恪夫婦擬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婦。餘則為劉節夫婦、梁方仲夫婦和冼玉清，都是陳寅恪的相好相知。
實際上陳寅恪又何嚐不是這樣做的？他體弱目盲，當然無法去種菜養雞。但他同樣可以去“不務正業”。比方說，不上課，不發表論文，不做“公認”該做的“大課題”。陳寅恪曾自謂其《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這決不是什麼“自謙”或“自嘲”，而毋寧說是“自得”和“自許”，即“寧作戲筆，不入時流”。不錯，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課題，但必須按照“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則寧肯不做，或者去做“無益之事”，正所謂“閑同才女量身世，懶與時賢論短長”。
顯然，問題並不在於做什麼，也不在於值不值，而在於它是否本之於“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如是，則值；如不是，則不值。而且，對於陳寅恪、梁宗岱他們而言，隻要是自己的自由選擇，哪怕是“著書唯剩頌紅妝”，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變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讓人激賞和敬佩之處正在這裏。
陳寅恪讓人震驚和敬重之處也正在這裏。
這也正是我不想多從學術的角度來談陳寅恪的原因。畢竟，學術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況其思想還“囿於鹹豐同治之世”，其議論還“近乎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並不多麼值得肯定和讚揚。又何況陳氏的著作中，也確實如駱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現曆史的羈絆，乃至某種陳腐的情感”（如被林賢治指出的“沒落士大夫情調”）！但陳寅恪的人格精神卻是超學科、超學術、超時代的，也不光是對做學問的人有意義。學術上的是非對錯遠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謂“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盡管陳寅恪王國維他們的追求，距離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獨立自由還相去甚遠，但能有此一說，便已屬不易。至少，他們在盡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從而“為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