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還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門的。比如馮友蘭就是。馮友蘭也是參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樣，頗為情議所不容。說起來馮先生也是海內大儒，怎麼會如此糊塗？其實，與其說是“糊塗”，不如說是“自覺”。對此，夏中義的《九謁先哲書》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觀點：馮先生是頗有些“聖人情結”的。他的理想，是要成為“當代中國的孔夫子”，成為當局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首席顧問。你既然打算通過權力中樞來施展“為王者師”的抱負，就先得讓權力瞅著你順眼；而討好權力之捷徑，則莫過於“順著說”。這當然無妨看作一種策略，卻也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因為無論如何，“順著說”和“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順了第一回，就會有第二回，第三回。結果，一路順將下來，馮先生幾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誰。最後，“國師”沒當成，反倒當了“梁效”。
馮友蘭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們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其實就是堅守個人立場，不以社會的好惡為好惡，不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經“自外於群眾”，也就不能指望別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當回事，也不能指望別人理解你、賞識你，聽你那一套。總之，選擇了獨立自由，就隻能走一條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這份寂寞麼？
就算耐得住吧，也還有一道坎兒不大容易邁得過去。你可以甘於寂寞，“不求聞達於諸侯”；你可以孤芳自賞，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但你總要吃飯吧？連陳寅恪都感歎自己是“求醫萬裏，乞食多門”，咱們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並不富餘。一旦“人家”不給了，咱就會衣食無著，咱就得掃地出門。我在《你好，偉哥》一書中說過：人們總喜歡罵中國的學人和文人沒有骨氣，卻常常忽視一個現實問題：他們每個月就那麼幾個小錢，上有老下有小，又要養家又要糊口，頭頂上那幾片瓦和腳底下的立錐之地都是單位上的，看病吃藥哪怕就幾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單位報銷（說得不好聽也就是討），你叫他如何硬得起來？
的確，要想有思想的獨立，必先有人格的獨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獨立，又必先有經濟的獨立。大家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但魯迅先生能夠“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軟”，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於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這才能堅持思想言論的獨立自由。問題是，魯迅先生可以靠稿費版稅養活自己，又有多少學人能靠學術研究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呢？
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真是談何容易！
還是陳寅恪自己說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