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與謝鐵驪老師之間的友誼，竟是由我對他的批判開始的。批判二字不帶引號，自然意味著是真正的批判。而且是咄咄逼人，火力相當猛烈的批判。
但我批判的隻不過是他的一部電影——《包氏父子》；並未見諸文字，可謂“口誅”。
事實上，在那之前，我對他是心懷敬仰的。因為他所執導的《早春二月》，是我喜歡的電影之一。作為北影編導室當年最年輕的編輯，他也是認得我的。受編導室領導的指示，我還曾到他家裏彙報過什麼事情。當年，在電影界有“南北二謝”之說。“南謝”指謝晉。“北謝”，即指謝鐵驪老師。當年，他打算拍什麼電影，都會成為報刊爭相報道的新聞。
話說那一年（大約八十年代中期），謝鐵驪老師完成《包氏父子》後，在北影小放映室專為編導室的同誌們放映一場。用他的話說，是“藝術彙報”，“希望聽到自家人開誠布公的評論。以求進步。”
燈亮後，掌聲起。在回編導室的路上，耳邊已然好評不絕。
《包氏父子》改編於張天翼的一篇同名小說：主人公為老包小包父子二人。老包是一大戶人家的老司門人，小包是其不爭氣的兒子，齡在少年。小包的母親死得早，老包對兒子寄以厚望，惟恐他將來如自己一樣，成為人間一條沒出息的“蟲”。在他的邏輯中，別人家的兒子能成“龍”，自己的兒子何以不能？為了將兒子送入較好的學校，老包四處借債交學費，甚至抵押上了父子二人唯一可住的老屋……
影片中的結尾是令人極為同情的——小包成為那樣一所為富家子弟開辦的學校的學生，非但對父親毫不體恤，毫不感恩，反而沾染惡習，要求穿名牌，要求有充裕的零花錢，還吸煙飲酒，整天一門兒心思琢磨怎樣獲得暗戀的女生的青睞。終於有一天，小包因偷盜被警車載走，淚流滿麵的老包之絕望，語言文字難以形容……
電影是特別忠實於原著的。
謝鐵驪老師為什麼親自改編張天翼的那一篇小說並執導為電影呢？
乃因，當年高考恢複沒幾年，大學成為一切望子成龍的家長們心目中唯一的“龍門”。某些家長，並非將大學視為知識的殿堂，而是視為造就“人上人”的殿堂。在他們看來，大學能如此這般，那麼當然比任何殿堂更加神聖。
於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亦屢屢發生《包氏父子》之類的事情。謝鐵驪老師不止一次從報上讀到了相關報道，以電影警示現實的藝術衝動油然產生。
公平而論，那樣的一部電影，即使在今天，亦具有現實意義。
討論會氣氛熱烈，人人發言踴躍，無論從藝術水平還是現實意義方麵，充分肯定的意見都是一邊倒的。
隻有我沒發言了。作為編導室最年輕的劇本編輯，我的發言也往往是人們期待聽到的，正如今天人們對某些80後的聲音所持的態度。即使聽了大不以為然，畢竟也還是想聽聽。況且，當時的我，同時也是三次獲全國中短篇小說獎的青年作家了。
“這是一部在社會認識價值方麵隻能給予最低分的電影！”
我話出口，語驚四座。
責任編輯陳瑞琴大姐，坐我正對麵。她和她的先生，電影學院著名的電影理論教授餘倩先生，與我關係友好。
我的話令陳瑞琴大姐極度驚愕。
接著我引用魯迅先生對張天翼小說的一種評價。魯迅說（大約是對蕭伯納說的），張天翼一向執著於反映中國底層人們的命運，這在當時的中國文壇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張氏對底層人物的描寫，卻每每諷刺挖苦有餘，缺乏體恤與同情的溫度。有時其對小人物的批判，“幾近於作踐”。而《包氏父子》，恰恰證明魯迅對張天翼小說的善意的批評言之有理；而電影《包氏父子》，恰恰又形象化地放大了張氏小說的缺點……
其實今天看來，竊以為，魯迅對張天翼小說的批評，我們借以來評價他自己的某些小說，似乎也無不當之處。而且，當年的我，並不曾核實魯迅那話的出處，隻不過從某本書中偶然讀到了不帶引號的一段話而已。魯迅究竟那麼說過沒有，在我這兒明明是存疑的。但會議中，意在拉大旗，做虎皮，當成轟向著名導演的重磅炮彈。是耶否耶，也就不管那麼多了。
接著，我又從社會公平的角度進一步批判《包氏父子》的缺乏深度——貧富懸殊導致優良的教育資源被少數富人階級占據，而這進一步導致社會人口素質的兩極分化，於是富者可持續地富，貧者代代貧。電影批判的重點，應針對社會不公平現象，而非老包那麼一個可憐兮兮的底層小人物。老包的悲劇，歸根結底，是社會巨大影響力之下的悲劇一種，正如苔絲的悲劇、於連的悲劇折射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