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聽北影人說——別看謝鐵驪表麵莊莊重重，其實性格上有極可愛的一麵。聞言，一向半信半疑。那日，始信也。終於明白我們以前接觸時，常浮現在他臉上的那一種狡黠的笑，不是什麼“狡黠”，是骨頭裏的幽默分泌到臉上的結果。
大家不忍讓我們可敬可愛的六十多歲了的團長一直陪我們站著，都催他先過“綠色通道”，到貴賓室去坐等。
他說：“那哪有和大家在一起愉快啊！”
有人推之，方從眾願。走了幾步，反身回到大家跟前，儼然說：“本團長要求有個拎包的，大家看誰像拎包的？”
都看看我說：“他像。”
我知他是嫌悶，欣然從去。
在貴賓室，我們聊起了中國電影，謝鐵驪於是判若兩人，不無悒色地說：“中國電影，以後麵臨的考驗將更巨大，好比某寓言中的驢子，在意識形態的要求和市場的要求之間，肯定將熬一個疲於奔命的階段。”
我問：“您對未來的中國電影有什麼看法？”
他說：“那要看中國電影培養什麼樣的中國觀眾了。我們現在有些業內人士的思維邏輯是——商業片是拍給大多數人看的，文藝片是拍給很少一部分人看的。如此邏輯，將導致中國文藝片觀眾越來越少。其實，正常的情況應該是，電影將大多數人培養成像喜歡看商業片一樣喜歡看文藝片的人。也就是培養成喜歡看電影的人而不是一味兒朝僅僅喜歡看娛樂電影的方麵去吸引。一個國家有多少喜歡看電影的人和有多少僅僅喜歡看娛樂電影的人，這兩種情況，對於一個國家的電影業的繁榮發展，那差別可就大了……”
說那些話時的謝鐵驪，不再是從骨頭裏往外分泌幽默的謝鐵驪，而是從骨頭裏往外分泌憂患意識的謝鐵驪。
他看一眼手表，忽然說：“才八九個人的一個團，咱倆別太特殊，還是去找大家吧。團長應該時時刻刻和大家在一起。”
見了大家，他一本正經地問秘書長：“哎，請示一下，我這團長，可不可以封一個副團長呀？”
秘書長說：“請示什麼呀，我們都聽你的啊！”
他看看我說：“那我封曉聲為副團長。他自由散漫，給他個副團長當當，他會對自己有點兒要求，我不也少操不少心？”
結果大家都爭相說自己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為了對自己有點兒要求，也都討封。
他說：“都別急都別急，曉聲他對內是副團長，對外我得介紹他是我拎包的。咱們這一趟，場麵上說話的事，肯定都是我的事兒。我還需要個場麵代言人，誰先實習實習？”
大家一時又都搖頭，擺手，躲一邊去，惟恐被他的目光鎖定。……
到達日本，迎接的友人中，有在北京訪問過我的那一位彼國女士，五十餘歲的漢語言學家。
她的目光一落在我拎的那隻印著八九十個小紅心的紙袋兒上，就仿佛被粘住了。
謝鐵驪朝我擠眼睛；其他成員忍笑。
我說：“您如果看著眼熟那就對了，這正是一年半以前，您到北京訪問我時，裝禮物的那隻紙袋。”
她說：“我看出來了，看出來了！”
謝鐵驪聽她中國話流利，以團長的身份煞有介事地替我解釋：“我們中國人，在禮尚往來方麵，民間有規矩。禮物留下了，包袱皮兒那是一定要還的。”
她說：“你保留了一年半，就是為了有機會到日本來，當麵還我？”
我能怎麼說？
隻得順水推舟：“正是。”
她大受感動，連說：“太使我意外了，太使我意外了！”
別的日本人亦皆肅然。那會兒，我想，我在他們心目中，肯定確立了一個禮數周到的中國人的形象無疑。
上車時，我和謝鐵驪並坐。
他悄說：“記著到了住地就還給人家啊！”
我說：“那我裏邊的東西往哪兒裝？”
他說：“你還想拎回國去呀？你作出點兒個人犧牲，服從大局吧！”
……
先是，在國內時，某次電影現狀研討會上，有位第五代導演，談到謝氏電影時，稱之為“小謝”，自然滿堂燦笑，惟謝鐵驪未笑，認真聆聽，仿佛便是“小謝”了。
那位仁兄姓騰，名文驥，亦謝鐵驪忘年交。
輪到“小謝”發言，表情、語調，謙恭如第六代導演，甚至是第七代第八代導演。
他說：“承蒙騰老奉承了我幾句，慚愧得很，不敢當‘成就’二字。騰老謙虛，說他是‘看著我的電影長大的’。而我呢，是看著騰老們的電影繼續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