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雨——福建泉州人，長我十歲；著名電影藝術理論家、評論家。並且是位出色的編劇。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改編及創作了《紅高粱》《帶軲轆的搖籃》《大漠雙雄》《緊急追捕》等優秀影片。也是動畫片《寶蓮燈》和《趙氏孤兒》的文學顧問、編劇。
他還是富有熱情的電影活動家。
可以這樣說，四十歲以上的中國電影人，不知陳劍雨者是很少的。
我和他曾隨中國電影藝術家協會所組織的團隊共同訪問日本。
前幾天，他的夫人向前大姐用信函寄來了幾張他在日本為我拍的照片，並在短信中告知我，劍雨因病去世了。
我心戚然。
由此憶起我與劍雨兄從相識到相知的往事。
一九七九年，是我從複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第二年。時年三十歲，未婚。劍雨兄當年任《電影藝術》的編輯，剛滿四十歲。
某日我閱《電影藝術》，頭條文章是談電影中的人性與人情問題的。兩年前才粉碎了“四人幫”；一年前《電影藝術》才複刊；中國新時期電影的開端之作還沒問世。故劍雨兄的文章，主要是針對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國電影而言的。眾所周知，在一九七九年以前，“人性論”不但是打擊中國文學的一柄大棒，更是砍殺中國電影的利斧。許多國產電影，僅僅因為表現了美好的、普世的人性和人類情感，便被扣上了宣揚和販賣“資產階級人性”的黑帽子，於是編、導、演“罪”責難逃，命運陷於悲慘。
後來，“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但其危害文藝界的餘毒還沒被徹底肅清。
在文藝創作、文藝理論、文藝評論等方麵，業內人士們仍覺時時被不信任的、監察的眼所暌注，並覺時時潛伏著再次被劃入“另冊”的威懾存在。用當時業內人士無奈的說法是“頭上懸刀”、是“走鋼絲”、是“戴著鐐銬舞蹈”，總而言之，是心有餘悸。“反右”及“文革”恐懼後遺症，仍是籠罩在業內人士心頭之烏雲。後來果然就發生了“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於是一些剛剛獲得政治平反的人士，真的又被劃入了“另冊”，證明人們的謹慎和擔心並非神經過敏……
在許多人心有餘悸的情況下，劍雨兄以長文質疑“人性論”之罪名，指出若不為“人性論”徹底平反，中國之文學和電影，絕難擺脫政治桎梏的束縛……
應該說，這在當年是頗需要勇氣的，因為“左”的勢力不但仍在，而且仍可置人於絕境。
也應該說，當年的中國影壇，迫切需要那樣一篇有質量的文章。
但是，我以我當年的眼光，看了那樣一篇文章，卻不由得一時來氣。
何故？
因為我從少年時起，便早已深深地中了雨果、屠格涅夫們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毒”了，而且無怨無悔，而且中“毒”有理。
雖然，我完全理解劍雨兄文章的良好目的，也預見得到它的良好效果，但劍雨兄文章中時時映入我眼的“無產階級的美好人性”、“社會主義的人性頌歌”之類文字，似傷我眼。
於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當即開始寫成一篇六千餘字的文章，題曰——《淺談“階級的人性”和“超階級人性”——兼與陳劍雨同誌商榷》。
我的觀點是，什麼“資產階級的人性”，什麼“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性的美好如果隻在階級的範圍內獲得提倡，其美好的質地是可疑的。而人性的美好一旦超乎階級意識，其美好才更美好。總而言之，無非是說——“超階級的人性萬歲”！
當年，《電影藝術》編輯部在新聞電影製片廠院內。
某日，我騎輛北影編導室公用的破自行車，帶著我的文章，也帶著三十歲電影界新人那一種衝勁兒，來到了新影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