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七十年代是一個很不完整的年代。是一個特指的年代。它不是從七〇年開始的，嚴格地說，是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也不是結束在七九年最後的那一天，而是結束於七六年的十月，亦即“文革”結束以後。
實際上，一九六六年“文革”一開始，就等於宣告下一個血淚交織的七十年代開始了；而七六年“文革”結束，中國於是在同一個年代裏開始了“撥亂反正”的年代，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之年代。
故在同一個年代裏，具體說是在一九七六年那一年裏，中國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麵——十月六日以前，全國還到處響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聲；而僅僅幾天後，控訴、揭發、批判“四人幫”罪惡的聲浪，便一濤高過一濤地展開於全國各地了……
那麼，可以說七十年代是這樣一個年代——它從六十年代撕下了四年又幾個月，貼在自己的始頁；它從自己的年代撕下了四年又幾個月，裱給了八十年代……
本書的敘述者們（恕我不稱他們為作者，我認為他們不是在“作”，而是以見證人的身份在敘述，在呈現）——在七十年代或是青年，或是少年。讀者通過他們的敘述，多多少少能間接感受到七十年代的“極左”氣氛。
我用“間接”一詞，實際上等於是在說——這一部書似乎更像是寫給對七十年代一無所知的人們讀的。這乃因為，七十年代的中國是信息板結的年代，人們的眼幾乎隻能看到附近的人和事，人們的耳很難聽到廣播以外的個體發聲。那麼，如果敘述者當年隻不過是少年，且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那麼他對七十年代的敘述將是很局限的。
而這一點也正是此書的局限性。
但有這樣一部書的出版，終究比根本沒有令人感到欣慰。
我個人認為——全書最體現思想性及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乃是李陀先生的序。它凝聚了此書的思想價值，對此書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使全書那些個人成長回憶錄式的敘述，皆具有了超越成長回憶錄的意義。
哪一個國家的曆史都是由一個又一個連續的時代組成的。對從前時代的認知，必深刻影響人們對所處當下的判斷。
誠如李陀先生所言：“編輯這本書與懷舊無關，我們是想借助這些文字來強調曆史記憶的重要。”
“我們希望本書的這些文字不但為討論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來推動這個重要的討論。”
我對他序中的思想貢獻起敬意。
2010年11月2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