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似
左和右，是一對兒。有右才有左，反過來說，沒有左，也就沒有右。比如人的五官，鼻子是隻有一個的，就無所謂左右；
手，卻有兩隻，於是乎有了左右之分，打起乒乓球來，左邊和右邊的打法，也不一樣。
這是“近取諸身”的事情。左右的分別在身上的影響到底還不太大，但後來卻應用到別的事物去了。從漢以來，官職尚右，右就吃了香；“左遷”，那是降官的稱謂。李白聞王昌齡左遷，就傷感得要命，“我寄愁心與明月”，他的心竟要伴隨王昌齡“到夜郎西”去了。
隻有過那麼一件事，左勝利了。就是當呂氏專政，周勃要起來推翻諸呂的時候，號令軍中，“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全軍都把左臂露了出來，一致擁劉，終於滅了呂氏。那時穿的大概是戲台上那種束帶的衣服，沒有釘上像今天的五個鈕扣，把臂甩出來是容易的，因此用作表態的辦法。“左袒”這個詞，就是由此而來的。這種表決方法，也許比舉手表決法還古老。在歐洲，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雅各賓黨，似乎也使用過，那時法國服式如何，我不得而知。這種表態法雖然比舉手麻煩，但卻顯得鄭重。
左、右派成為改革、急進的代名詞，那是在歐洲先出現的。
原先也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等到無產階級登上舞台之後，在舊世界看來，無產階級當然是左派了。在中國，“苦迭撻”之後，“左傾”便成了最大的罪名，曾經使多少革命者的人頭落地。敢說個“左”字的，能有幾人？
至於右傾，那當然隻能是革命隊伍才使用的名詞。這樣，“左”、“右”就成了鬥爭的對立麵。左也就吃香了起來。“右”成了人人怕沾的字眼。“右”的帽子，曾使幾百萬中國人將近二十年翻不了身。
但其實，左、右都隻是一個比較空泛的概念，如果離開了實事求是，那麼，從左邊犯錯誤和從右邊犯錯誤，都一樣是危險的。拿開汽車為例，從左邊翻車，未必就比從右邊翻下去好一些。但盡管這樣，人們寧可左，因為同右離開得愈遠似乎就愈安全。於是乎有了一個潮流，叫做寧左勿右。這當然是一種畸形的思想，但卻盛行了多少年！
如果一個人在走路，也實行寧左勿右的話，那麼，不消說是會愈走就離開正道愈遠的。倘有人大喝一聲，喂，你向中間靠一靠吧，他大概會照辦的。政治上卻不這樣。不少人愛一個勁左下去，伊於胡底，因為在他看來，要向中間靠，那就是放棄了左，在向右靠攏了，可怕！這樣，就沒有了中線，“適宜”、“恰當”等字眼也從政治生活中給否定了。
林彪、江青兩個幫，利用了這種畸形的心理，進一步鼓吹愈左愈好。於是爆發了極左的大災難。這一回，甚至索性以人命為兒戲，以喪失他人的人的尊嚴為樂趣了——大災難後遺症，又何止在一代人身上？捅小刀子，在馬路上攔截少女加以侮辱，種種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根子都得追溯到這上頭來。
有一件事，我一直到現在，因別人提醒才發現，那就是，“九大”前後許多照相，林彪、江青和他們的一幫總必須坐在左邊，一些老帥隻能坐在右邊，次次如此。實在奇怪。人類曆史上有過拜物教，連照相也弄到這地步，不簡直成了一種“拜左教”了嗎？
大概正由於這樣，所以盡管經過了十年的大災難，寧左勿右的陰魂並不容易散去；任何東西，帶上了某種“教”的意味，要改變就不容易了。
現在不是要大力進行經濟上的調整嗎？這調整，就是為多少年來過了頭的東西做糾正的工作。政治上過了頭，傷的是人；經濟上過了頭，還得造成國家的經濟危機。隻有“退夠”。退回到正路上來，才能穩步前進。這叫做正，不是右。但正像有一幅漫畫所畫的那樣，兩隻眼都長在左邊的人，總把正的東西叫做右。
這種畸形的眼睛，也到了自己調整調整的時候了吧。
寧左勿右害了國家，害了人民，但決不能說：那麼，寧右勿左大概是好的。物極必反，但物反不要必極。像文藝上，過去不給寫戀愛不好，一反過來，就什麼都得有戀愛才時尚，怪不得中學生要寫信給報社叫苦了。當然，我意思不是說寫戀愛是右，但生活並非隻給作家提供戀愛的材料，比方說，除了愛情之外，還有愛國。在當前，非常迫切需要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文藝也是有責任的。
我真希望，人們能不再在左右兩個字上兜圈子或走綱線，那辦法，便是實事求是，便是講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