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
在北京住了那麼些年，經常路過天安門，也就總見著豎在金水橋前的華表。可這華表到底是代表怎麼回事呢？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要打聽。後來讀《史記》，才終於曉得，這華表原來大有來曆。
據說，在唐虞盛世，“聖君”們很重視接受群眾的監督，注意聽取各種意見。除了在朝廷裏設有史官、諫官之外，對來自民間的意見也很重視，“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誘議於市”，知識分子、平民百姓、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公開議論政事。堯又是其中一個很得人心的聖君。他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有一項措施是，樹一根有一條橫木像個“午”字那樣的“表”在外頭，叫做“誹謗之木”，讓人們把他在政治上的缺點寫在上麵。這“誹謗之木”，相當於意見箱、意見簿之類。它就是華表的前身。
這“誹謗之木”如何一步步演化成華麗的裝飾品華表呢？照我看，大概同“誹謗”這個詞的含義的變遷有著很密切的聯係。
如果我們細心地分析一下，確實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現象：
一個詞，本來的意思是好的，褒的，由於種種原因，它開始同它本來的含義區別、分開甚至鬧到對立起來，變成一個壞的貶的意思。例如“辯論”這個詞，按照字典的解釋，按照過去的理解，應當是持不同意見的各方互相辨論，分清是、非、真、假的意思。討論問題的各方麵應當是平等的，討論的方法應當是說理的。然而，曾幾何時，“辯論”這個詞兒卻變得有點可怕。“辯他一辯”“這個人挨辯論過”，這話給人的印象是這個人犯了非同小可的錯誤，最少批判過。“造反”這個詞，在封建社會和解放前，等同作惡；解放後，明白“造反”其實就是革命；後來，又給林彪“四人幫”把它搞成同搗亂、破壞一樣意思。諸如此類，例子不少，“誹謗”這個詞，同樣有過這種經曆。
現在我們講“誹謗”，那意思，歪曲、造謠、誣蔑之類的詞義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實，在最先，“誹謗”隻是非議意思。對政事有什麼非議，你就寫在“誹謗之木”上頭，如同今天寫在意見簿上一樣。既然是非議，是意見，粗分起來，最多兩種。一種是符合事實的，正確的；一種是不符合事實的，錯誤的。為什麼後來“誹謗”就隻剩下後一種含義呢？一種可能是“誹謗之木”老是寫著一些造謠誣蔑的謊話，因而慢慢把“誹謗”這個詞敗壞得如造謠；一種可能是，那上頭寫的其實是一些實實在在的值得聽聽的意見，統治階級不喜歡，把一切非議都說成是壞的，得定罪的，慢慢地也會把“誹謗”同惡毒攻擊混同起來。看來，在封建社會，後一種可能性要大些。誹謗變成惡毒攻擊，“誹謗之木”給塑上龍鳳，成為擺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這也不純是靠推理。大家都曉得，秦始皇那時就是不歡迎提意見的。劉邦數秦的罪狀，說它“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隻要非議一下秦始皇，就有滅族之禍。賈誼給漢文帝上書，也講到秦所以失敗得那樣快，就是由於他“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從這裏看，在漢那時，“誹謗”兩個字還並沒有等同造謠誣蔑；但是，秦始皇卻早已經把它看成是很壞很壞的字眼了。也許在秦那時，“誹謗之木”就早成為阿房宮前麵的華表了吧？
在封建社會，一些開國的皇帝，一些比較清醒的政治家，多少懂得設立這個意見牌之類的必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的納諫且不去講了。朱元璋也是個開國皇帝，他設了一個通政使司，就頗有點豎“誹謗之木”的味道。按規定，“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可以密封交到通政使司，然後直接送到朱元璋手裏。洪武十年，他任命曾秉正當通政使，對曾“訓諭”一番。意思說，政治好比水，得經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達，天下才得太平，所以管這個單位叫“通政司”。朱元璋讓人民有機會直接向皇帝非議政事，這個製度應當說是好的。
但是，封建帝皇到底不可能同人民群眾有真正的“流通”，更多的時候是堵塞，搞“誹謗者族”。朱元璋自己當政時都未必通，他才死不久，一切更是告吹。不要說來自民間的非議他的子孫聽不進，因為進諫而被皇帝下令廷杖至死的，多得難以統計。
到後來，好幾個皇帝索性根本不同大臣照麵。當了十幾年皇帝，見過一次大臣，就被歌頌為“盛事”了。僅僅因為諫阻正德皇帝老是去遊玩，就有數以百計的大臣罰跪午門，關入囚獄，廷杖至死。如此這般，渾渾噩噩地過了一百六十多年。
於是，明朝永樂皇帝修建的宮殿在，華表在，而明朝的江山卻被這些未必懂得華表的作用的子孫斷送了。豎立在那裏的華表，就成了這一切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