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楊村
記得魯迅先生說過：火用來點燈，給人以光明，但善於點燈的人入不了正史的列傳，而秦始皇用火焚書，卻至今還儼然做著名人。所以，現在知道秦始皇焚書的人比較多。至於八股也能焚書，前人雖曾論及，但現在知道這個道理的人，就比較少了。
清朝一位詩人對秦的焚書有過這樣的批評：“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這就是說，秦始皇用焚書來統一思想，既沒有達到目的，又背了一個惡名。以後的統治者不斷地總結經驗，辦法是更多更巧了。一是禁，不準出版。二是刪，如清代的《四庫全書》，就把不利於自己的文字整段地抹掉。然而最好的辦法還是八股文。自然，發明八股的目的，則是為了消滅讀書人的獨立見解，讀書隻是為了代聖賢立言，最終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求官，而最高統治者的皇帝也就安心得多了。
在科舉時代，八股文是士大夫獵取功名利祿的一塊敲門磚。
讀過《儒林外史》的同誌都知道，窮得三天沒米下鍋的範進，一旦用這塊磚把門敲開之後，金銀田地，丫頭奴仆，就會接踵而至。無怪乎範進要發瘋，也無怪乎八股文一出世，天下的讀書人就都像發瘋一樣去揣摩它，追求它。
據說，這種文章還是很難作好的。所謂八股，是就其格式而言，起承轉合之中，又一正一反，故俗名八股。有的時候每股的字數句數都有嚴格的限製，行文布局，有固定的框框，是不能自由創造的。文章的題目，又多半來自《四書》，故就其內容而言，八股文又稱為四書文。《四書》的注解，一律以朱熹為準，立論推理，也有固定的框框，也是不能自由發揮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這就是八股秀才獨有的學風。中國傳統的講經世致用的學者，都關心國計民生，是不會不聞窗外事的。
所以，八股最大的特點，就是代聖賢立言，模仿古人的語氣，而絕不能有自己的見解；如果別出心裁，言之有物，就不像八股文章了。明末的黃宗羲稱八股為抄撮之學——抱住儒家聖賢經典東抄西湊的學問。到了清代，它又博得了個雅號：八寸三分帽子——到處都套得上的。這些意思，翻譯為現代術語，就叫做公式化和本本主義。
明清時代的有識之士，大都批判八股和科舉製度，認為它不僅敗壞學風，消耗人才，而且成了樹立門戶，結黨營私的工具。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此話怎講呢？廖燕的《二十七鬆堂文集》做了一個尖刻的解釋：原來當時的風氣，關於曆朝典章製度的流變，特別是關於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學問，都叫做“雜學”，隻有八股才算正統，讀書人除《四書》和八股以外，皆束之高閣，是一概不讀的；既然不讀，“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其實，問題還應進一層分析：盡管先聖先賢留下了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但“八股變秀才為學究”，非聖人之言不敢言，非聖人之行不敢行，讀書人成了書呆子，治國的理論成了虛無的空談和不切實用的玄學，本本成了一堆廢紙，於是用不著動手放火，聖人的書也就不焚而自焚了。例如前邊提到的範進，中了進士，點了學道，但連蘇東坡是宋朝人也不知道。道理很簡單，因為從《四書》中是找不到蘇軾的名字的；至於“國家治亂之原”，“民生根本之計”，那位範進先生更是一竅不通。他隻會做八股文，但可惜八股又沒有用處。
八股秀才奉孔子為宗師，但依我看來，孔夫子的《論語》就沒有八股味道。可見，代聖賢立言的人，未必能讀懂聖賢的書，而且往往離聖賢很遠。試看孔夫子提倡的不恥下問，多聞闕疑，再思而行，等等，有多少八股秀才照辦過？清初的四川學者唐甄在《潛書·自明》中說：“聖人有書，讀其書者不能治天下；道在書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無書而道出，中世書少而道明，下世書多而道亡。”事物的道理來源於生活實踐，不管有本本，還是沒有本本，事物的發展規律都是客觀存在著的——此即無書而道出之意。後人對聖賢之書，生吞活剝，照本宣科，或摘取片言隻字，使其支離破碎，於是書歸書，自己歸自己，兩者毫不相幹，脫離了實際運用的理論，就成為沒有生氣的死物——此即書多而道亡之意。書多道亡，這些書也就不焚而自焚了。
科舉時代的八股早已經成了古董，但八股精神卻作為舊國粹的糟粕而長期遺留下來。新舊八股，是一脈相通的。這樣講，難免又有“引古證今”的嫌疑，但馬克思的確說過：曆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惟其如此，我才衷心地希望一切有誌於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同誌們千萬不要用本本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如若不然，那是要適得其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