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後
文人的握筆，本來就同農民捏鋤、木匠弄斧一樣，各人使喚各人吃飯的家夥，用自己的腦力體力謀自己的生存、溫飽和發展。但“人生識字糊塗始”，一說“人生識字憂患始”，於是頗有點天下本無事，文人自擾之的樣子。比如神農氏赫赫有名，沒聽說過他在自己種出的穀子麥子上刻下自己名字。魯班也是一代祖師，哪件桌子椅子上留下了他的姓名？什麼什麼橋是他造的，那是傳說，並非橋上有確鑿的印記。文人就不同，凡有所作，無論長短，必然題名。於是花樣與官司齊飛，流芳共遺臭同在。文人的天地格外鑼鼓喧天。“文人相輕”呀，“文人相捧”呀，“雕蟲小技”呀，“經國之大業”呀，扯了千百年也還是沒個完。
就說一個名字，又何嚐清爽過。一部《論語》，就不題撰人，說是“群弟子，記善言”，哪一位孔門高足呀？誰也不知道。
不題撰人，返璞歸真，和農民工人一樣，和孔老夫子一樣，既遵師道，又弘揚傳統，豈不很好？但後來還是居上，題名成了時髦，也成了慣例，如今更成了法定的權利了。
題名就題名吧，可又不安分守己，要化名，取一個室名，取一個齋名，取一個“蘭陵笑笑生”，沒出息而以為愈古愈好的，就偽托一位古人的名字，這是化名的末路。
化名，似乎不好呼。筆名，於是令人肅然起敬了。有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也有一部中國現代筆名史。一個作家隻用一個本名，或隻用一個筆名的，真所謂寥若晨星，而魯迅的筆名竟多達一百四十還有餘，又可謂歎為觀止吧？有人奚落這是膽小，有人攻擊這是不負責任，有人雖自豪“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但又搖著一條尾巴：“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章，均自負責”，有人“廢名”而還是署名，研究起來是蠻有意思的。
但這是時代使然，社會壓迫的結果。所以告密者也就玩著“魯迅即周樹人”、“何家幹即魯迅”的伎倆。
現在不同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發表文字，照理可以固定一個名字，無論本名還是筆名。自然換一個名字，也是著作權法所保障，作者本人的“法賦”人權，無須說三道四。但有些化名之所以逃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感慨，於是而有雜文。
據說，寫通俗作品要化名。“陽春白雪”曾受譏評，“下裏巴人”大眾文藝又有何妨？難道通俗的或流行的或暢銷的都不好？至於拆爛汙如“黃書”一流下作，本不齒於人，不在此列。
還有，冠冕堂皇的學術論文，批判謬種的正經文字，作者是教授、學者的，也時興用化名，何也？是文人相親，心有不忍，不肯撕破臉皮呢？還是心神不定，不能保障最後的勝利，怕錯的倒是自己，留下一點臉皮？魯迅說：“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難道心底裏在握筆的時候就預防著這“可笑得很”，而化名而逃名哉？
文壇和學術界許多“道理”反反複複，糾纏不清，原因之一，在不能求實。連名字都模模糊糊，鬼打牆似的，還談什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