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誌
五年前，我曾在《文彙報·筆會》寫過一篇《“我化”》，今天突發怪想，想起了這個題目——《“化我”》。
我曾將《“我化”》中的“我”，解釋為近似“中體西用”中的“中”，而在“化我”中，需要解釋的不是“我”而是“化”。在這裏，“化”，取融化、消滅、化解、融溶的涵義。當然，這裏的“我”，也不就是安立誌，而是作為個體、自我的抽象。
那麼，“化我”，能將“我”“化”到哪裏去呢？那是一個極好聽、極邏輯的所在——“我們”。
將“我”化入“我們”，是好事還是壞事？不好簡單言說，《隨筆》今年第三期刊登了兩篇有關“我們”的文章，一是何滿子的《踵邵燕祥辨“我們”》，一是筱敏的《劄米亞京的現實》。前者討論的話題，筆者也曾涉及過，在此不贅。後者提到劄米亞京的作品《我們》，讀來很有些意思。在劄米亞京這篇自稱為“新現實主義”的作品中，作者講述的是，在未來的某個年代，有一個名叫“惟一國”的極權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作者預告了“我”的意義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無我的整體——“我們”。在這個“惟一國”裏，沒有“我”的位置，隻有“我們”是至上的，作為“我們”的最高代表，則是“至高恩座”，而“我”都化成了圍繞在“至高恩座”周圍的“號碼”。
在這個“惟一國”裏，體現了“我”的東西，比如個體生命、個人權利，都變得毫無意義，“我”就是一粒砂石，隻是壘砌金字塔的“原料”。這個以“我們”為特征的“惟一國”，就是由千百萬麵目模糊的“我”堆疊而成的碩大無朋的金字塔，塔尖上矗立的是神一樣的“至高恩座”的絕對意誌。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一九九五年底在《讀書》上讀到的劉軍寧那篇很有名的《毋忘“我”》。提倡“忘我”的動機旨在“化我”。在中國傳統倫理學裏，“我”並不是一個褒義詞，“我”等於“個性”，等於“自私”，等於“貪欲”。於是，在古代的自稱裏，凡是涉及第一人稱的地方，就隻好使用“在下”、“鄙人”、“奴才”這樣自輕自賤的字眼。由於漫長歲月的熏陶，終於使“我”名聲敗壞，也才提出了許多“化我”的思路和做法，“忘我”、“無我”、“小我”中的“忘”、“無”、“小”，也都是“化”的近義詞。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哪怕這裏的“我”，還是自治、自律之“我”）沒有權利而存活，“我”存活的價值隻在於成為“我們”中的一分子。
與“我”相對應，“我們”則是極其榮耀的。“我們”等於“組織”，等於“單位”，等於“集體”，等於“社會”，而這些名義都是冠冕堂皇，不可褻瀆的。正因如此，“我們”才演變成為化解了“我”的烏托邦。“化我論”所要求的人，是不思考、無感覺，不判斷、隻待命的“肉體”，其實質是要其交出生命和思維，隻作為“鼠標”式的工具而存在。且不說某一時期，由“紅色喬太守”亂點的“革命鴛鴦譜”曾成時尚，即就“史無前例”的時代而言，“願作革命螺絲釘”，曾作為“革命者”引以為律的目標，“擰到哪裏都無怨言”；“願作革命一塊磚”，也曾是“小將們”刻意追求的境界，“東西南北任爾搬”。由此可見，對於“我”的化解，正是所有以“我們”自居的獨裁者的衷心希冀。“有了眾人的忘‘我’，才有埃及的法老、中國的帝王、德國的希特勒的不忘‘我’。”（劉軍寧語）
我對埃及的法老不知其詳。在故國，中國的臣民，將“我”化解為一堆“草民”、“蟻民”，因此，在皇上眼裏，看到的隻是一片匍匐的屁股；在德國，該國的“公民”，將“我”化解為一堆抽象的“符號”、“號碼”，於是“我們”才真誠地呼喊：“元首，我們屬於您！”
但從這句口號，人們卻會發現，由鮮活生動之“我”化入的混沌模糊的“我們”，名義上是一個群體，一個組織，一個幫派，實質上也是“我”，是一個特指的“我”。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我”——“我們”——“我”。在這過程中，“我們”是對芸芸眾“我”之否定；從“朕即國家”來推斷，否定了“我們”的“我”，無疑於“陛下”、“元首”或“至高恩座”。處於“完成階段”的這個“我”，並不是前麵那個“我”的簡單重複，當然更不是什麼進步和提高，而是倒退和跌落。即通過對所有“我”的化解，而強化了的一個特定之“我”。
劄米亞京將他描述的未來社會稱之為“惟一國”，涵義甚深。“惟一”道出了實質，但與其說是“惟一國”，倒不如說是“惟一我”。多麼可悲的否定之否定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