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東美術人物事件
伴隨著近代社會發展的動蕩：清王朝的覆滅與民國的建立，軍閥割據與國內混戰，古老的齊魯大地也呈現出激烈的晃動。
然而，在社會混亂龐雜的同時，有時藝術卻有可能在某中程度上得到發展。曆史有“國家不幸詩人幸”這樣因禍得福式的慨歎，它從另一麵說明：藝術本身在娛人耳目、快人胸襟的功能下，還掩蓋著對社會的某種逃避。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往往可以把各種對人生、曆史、社會的哀、怨、恩、仇等體驗投射到他所把握的藝術形式之中，從而呈現出不同的建構。
在此層麵上，山東的美術家憑藉著各自不同的背景，開始了實踐對於深厚曆史心理的熱切向往與現在啟蒙下的悄然試步。前者一翼帶有一種明顯的“補課”性質；麵對文人畫曆史的相對孱弱與古老文化沉積的絕對深厚，齊魯畫家開始了他們的具體實踐。而針對於沿海文化圈的另一翼作者們，卻有更大的可能，去以全新的姿態——這當然有對過去生存的文化背景的減弱為代價，從而以極大的熱情去接受西方文明的扶植並進行自己的操演。
這時，山東的美術活動主要分布在濟南、青島、濰坊（濰縣）、煙台四個不同文化據點之上。
泉城濟南作為齊魯文化的交彙與凝結點，素有“曆下此亭古，濟南名多士”的名譽，自然有著它先天規定的曆史原因。舜耕曆山的遙遙空間追念，七十二泉滋養的人文環境在近代而言，更重要的在於它對京滬文化交流渠道中的給養，並能反射出自身背靠魯城曲阜的堅實背景。其繪畫的移動性與文化的恒長性之間往往形成富有意味的比照。
美術活動的外在標誌則體現在社團、教育的建立與興起，而展覽會也算得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
1879年，在這個饒有深意的變革年代裏，濟南成立了國畫研究與教學雙重責能的藝術團體——“枕流畫社”。它有蒙族畫家鬆年創立，著名的理論著述《頤園論畫》，據悉便是該社的課徒論稿。其中不乏獨到的精辟見解。它的成員有唐鳴（字秋生）、丁惠、（字漢卿）孫殿安（字竹候）、周傑（字小英）等。這個畫社有鬆年領銜的本身，無疑對清末民初的山東畫界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1932年，由魏少彭為主席，主要成員包括桑子中、王因陳、方仲怡、張玉甫、鄭雁秋的“山東藝術學會”宣布成立。它的主要功績與影響是在1933年—1935年在濟南的青年會舉辦的三屆藝術展。
1934年3月，由山東省立教育館設立了“繪畫研究會”。以每周召開一次研究會的頻度，聘請名畫家進行指導。它的成員有關鬆坪、彭保仁、周愛國、吳天樨、夏省吾、關友聲、王雪樺等。
1946年2月，濟南有“南華公學”的建立，校址在西郊水泥廠的舊址。其支持者為曾任北洋政府總理大臣的靳立鵬之弟靳雲鍔，並由其擔任校董會的董事長。9月，南華公學會設“南華藝體專科學校”，簡稱“南華藝專”，內設美術、音樂、體育三科，學製三年，是當時唯一在政府注冊登記的正式藝術類高等專科學校。校長王玉圃，以文學、戲劇為專長。1948年，國民黨戰事失利，濟南圍城，南華公學停辦。南華藝專則遷入城內，與大明湖北岸之鐵公祠暫厝。10月，濟南解放，南華藝專在王玉圃率領下流亡湖南、廣東。在廣州時，因廣州已有“南華藝專”之注冊，故改校名為“正華藝專”。1950年初，王玉圃流亡台灣，教師多各自歸鄉，南華藝專乃告結束。它在美術方麵的師資主要有黑伯龍、關友聲、弭菊田、呼盉齋等人，張茆才亦曾客串任教。以上諸先生均以中國畫見長，故學生中亦多為習畫者，至今尚在省內美術界活躍者有劉如璞（執教於山東輕工業學院美術係）、王大章（任濟南鐵路局係統畫師）、薛俊蓮、王會庸（在山東省美術館任職）等。
此外，濟南解放前夕，尚有“濟南美術專科學校”之存在，創立者為崔祝生先生。不久人民政府接管該校，崔祝生先生由文教主管部安排至齊魯大學醫學院（即今山東醫科大學）任醫畫室主任，學校解散。崔祝生畢業於北平藝專，習西洋畫，50年代末棄職回鄉，居莒縣浮來山定林寺，年已90多歲，尚執筆不輟，常為劉勰畫像，現為莒縣政協委員，文化界之元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