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艾平所體現的符號中，“魚”是他特別鍾愛的精神載體之一。“魚”本身在東西方文化中具備著繁複的含義。在中國民俗中，既有男子性特征的喻指，又有“連年有魚（餘）”的祝禱之意。而在現代科學文化中，又有人類從“魚”中進化的學說。如此多意的“魚”形，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它可能使創作者或迷離於民俗的神秘範式，或墜入現代的初始生命之中……然而，朱艾平卻能清醒地意識到這一切，他機智地繞過這些來自心理困惑的路障，而進入與生命力量的聯係之中。朱艾平用一種理性的裂紋般的厲線，勾勒出碩大的魚頭、陰森的眼睛，在這誇張的軀體上，暴出一種乖戾的表情和氣息。
與他的“魚”形圖式相關聯，朱艾平在人體係列作品中，亦用指甲沾墨，尖利而流暢地組織出他特有的圖形。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德國表現主義畫派多種暴戾與煩躁的心緒與複雜的情緒，然而他卻並不僅是一種簡單的追隨。癲狂的激情與憂鬱的“情結”規定，無序的紛亂與預謀的布置，均指的空間展現，在朱艾平重疊與分離的精神層次和圖式變化中，向我們展示出一個變形並扭曲了的空間。
由於朱艾平出身版畫的緣故，我們在其演習的這個類種中亦可以感受到他對於空間的敏感。在他的作品中，樹葉庇護著生命的果實；重疊的眼睛與遊□的魚；站立的蛙與生命的門戶。這些參差的組合形成一種綜合的生命場，它喻示著土地與生命、陰陽與衰榮、春秋與嬗替等觀念。這是中國哲學與自然生物學相搭配構成的生命交錯空間。
毋庸置疑，朱艾平用一種變形的精神與擴張的願望去裝點空無的空間。連接了東方神秘哲學的實驗與現代心理學視知覺實驗理論。但由於來自於無形的限製，使得朱艾平的藝術更多地在“形而上”，具有觀念上的藝術價值，相對而言，便淡化了他的藝術意義。
我們之所以把對現代藝術充滿激情和實驗欲望的朱艾平放在版畫層麵中進行論述，其原因並不僅在於他畢業於我國的浙江美術學院版畫係，而更重要的是，他是在以版畫為基點上去進行各種肌理與空間實踐的。這也是一種深層與廣義上的版畫。
蔣陳阡：樸野風情
蔣陳阡版畫的最終審美指向，是對一種泛地域性的樸野風情的落實。
這當然不止是對描繪對象的那種簡單的選擇。樸野，這個看似平常的風格範疇，還將更多地顯示在他畫麵的組織及背麵的諸多特征之中。
在蔣陳阡的整體繪畫行為中，經常顯示出種種相悖的性格趨向。在其油畫及另外類種中，蔣陳阡使我們看到了一個令我們倍覺詫異形式。當然，也許正是來自於整體的矛盾性，才會使我們看到一個令人信服的轉換過程。
在他那幅表現一個飛行員在月光下悵然形象的油畫中，我們感受到的並不是陰鬱的失落，吉他與背景的暗示，使我們感受到藝術對於當代軍人的力量。這幅繪畫應當說較為真實地展示出現代文化對於一代軍人心理的影響和烙印。
對於蔣陳阡的版畫，諸如《水鄉印象》等，我們則不妨可以看做是他對於繪畫形式感的初步探求。在這幅黑、白、灰三個色階相間的畫麵上，盡管感受不到更多令人吃驚的東西，然而他那拓現的木版紋理在畫麵上的比現，斷續的線條與整體形式間的相互句連，則依然可以使我們體味到縷縷雋意。
在以表現邊塞風情的《賣繡包女人》與《織》等作品中，他從再現的角度，對樸野與原始性進行鋪陳。在這些少數民族女子身上，蔣陳阡從服飾符號的角度投射出質樸的情感，從織機架到衣服的紋絡皆顯示出木版與色彩的雙重肌理。因而呈現出來自於原始性的樸野風致。
這種風尚在《新燕》和《哈尼婦女》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由線的精致到色塊間的自然銜接與比照，形成了局部的蒼裂與整體上的樸實。
然而，真正地使他進入醇厚的樸野之中的是他的《山裏人》組畫。
在“之一”中，蔣陳阡利用人物深棕色的膚色聯結了土地的兩個契點，加之黑、紅色的深重間差。由於他在其中增添了許多點與帶狀的湖蘭與黃色，因而使整體畫麵上現出燦爛的比照，從而體現出視覺美學的豐富原則。但這種“豐厚”不僅僅在技法層次上，而更多地體現在心理欣賞的深度之中。《組畫之二》描繪了一家三代的生活情致，在粗陋的造型中，隱藏著作者尖銳的觀察能力。他在看似裝飾的陳設中，隱喻了對偶然的理性把握力。由此而使其在二維的畫麵中現出視覺心理上的多維性。
於是，在蔣陳阡的版畫道路發展的明確痕跡中——從唯情到樸野風情的脈絡上，見出作者的深沉匠心與逐漸成立的造型觀與視覺樣式。盡管它有時可能被民間文化符號吞沒，但卻無可懷疑地預示著一種獨立性。
如果說在我們所設立的是以張白波、叢如日、周東申、朱艾平、蔣陳阡為基點而連接的線索，那麼，我們可以從中見出五個相去甚遠的發展極致。它們分別從審美觀上指向外拓的不同。如周東申的精麗，張白波的悠深，叢如日的視覺效應，朱艾平的現代肌理感，蔣陳阡的甘醇拙樸，在這些已有的審美構架中，均形成一個明確的指向，那便是對於版畫自身語言的深入而純化的探索。
在此意義上，常勇顯然具有一種肇現的作用，也由於版畫本身更多地受製於客觀條件，諸如版畫機器帶來新語言這一毋庸回避的事實。對於常勇而言，他更多地從絲網中利用感光效果，訴諸於一種嘈雜而紛亂的清結，或利用類乎於生物學概念的形象構成一種新的視覺意義，或者在巢與鳥之間製造偶然與機械化，這種意義更多地反映一種視覺樣式和語言純化。從而與朱艾平的探求形成比照與距離。
從整體而言，山東版畫尚處於一個不甚健全的階段，但或許正是由於這種來自於文化與經濟的製約，使得版畫家們去絞盡腦汁利用現成形式並進行新層次的拓展。在此意義上，構架起一個在舶來利用基礎上重視審視和利用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