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了一條“中間路線”
長安縣是西北局的“四清”試點縣，集中了上萬人的工作隊，完全撇開當地農村社隊幹部，整個運動由工作隊領導，嚴重地誇大了階級鬥爭形勢。據說鬥門公社有50％的生產隊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開展“四清”，首先要奪權。可以說，楊尚昆帶著我們蹲點，工作是很棘手的，但這並沒有難倒他。他以普通社員身份和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非常巧妙地執行了一條“中間路線”，既達到了“四清”的目的，又沒有搞“左”的一套做法傷害基層幹部，這在當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和我們一起係統回憶這段經曆時，楊尚昆既講了他當年的主要考慮，同時又實事求是地對他當年的做法做了評價。他說：
離京前，我召集去長安的同誌開了一個會。根據中央的精神，主要是強調防右，但同時也指出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不要帶任何框框。進村後，我們廣泛接觸貧下中農和中農群眾，聽取各種意見，很快發現那裏的實際情況和我們在西安聽到的有很大出入。幾天以後，我們就分別召開幹部大會和社員大會，說明來意，宣傳黨的政策，發動群眾搞好“四清”；同時說服了地方同誌沒有按照當時高舉“階級鬥爭”、“依靠貧下中農”和“四清”三麵旗幟，先“搬石頭”奪權，讓幹部靠邊站的做法，而是責成大隊黨支部和隊幹部照常抓生產，安排好群眾生活，同時組織他們學習《前十條》、《後十條》兩個文件，同他們談心，解除他們的顧慮，鼓勵他們放下包袱積極參加勞動，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我們不搞神秘的“紮根串連”，對幹部也不實行“逼供信”，整個運動進行得比較平穩。
運動大體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用40天左右時間訪貧問苦，說明來意，發動群眾，建立貧下中農協會，把積極分子組織起來；第二階段，用90天左右時間，幫助幹部“洗手洗澡”，進行“四清”；第三階段，用20天左右時間，進行階級教育；第四階段，也是20天左右時間，進行組織建設，改選黨、團支部和貧協領導班子，製定當年的生產計劃和分配計劃。
我在牛角大隊，雖不參加工作組的領導，但是經常和牛角、中豐和灃橋三個大隊的中辦同誌交流情況，分析形勢，研究問題，統一認識，提出建議，供三個隊的工作組領導參考。經過反複討論，中辦的同誌一致認為，三個隊的共同特點是幹部雖有這樣那樣的四不清問題，但主要是思想不純、作風不正，是人民內部矛盾；群眾對幹部的意見很多，但生產積極性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挫傷，參加集體勞動的熱情還是比較高的；社員生活普遍困難，原因之一是過度強調以糧為綱，因地製宜發展多種經營受到限製，生產門路窄。中辦的同誌下去以後，普遍反映關中地區解放十幾年了，生產還這樣落後，農民生活還這樣艱苦，心情十分不安。
總的說，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三個隊都沒有發生亂鬥亂打和非正常死人的情況，幹部沒有躺倒不幹，維持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運動結束時，也沒有搞幹部大換班，幹群之間經過一定的鬥爭達到了新的團結。
當然，問題也是有的。比如牛角大隊運動初期建立的貧下中農監督小組，在一定的範圍內限製了幹部的工作，實際上是奪了一點權的。有的隊對犯錯誤的幹部處理重了一些。有的隊補劃的地主，明顯地劃錯了。牛角大隊補劃了一個地主，把他家的浮財拿出來展覽，以後又開批鬥會。對這件事，當時我雖有些猶豫，但卻沒有製止。今天回過頭來看，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總體上不可能不執行“左”的做法，隻是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地作一些局部變通。大體上講，是執行了一條“中間路線”。
通過半年的蹲點，使三個隊的幹部、社員看到我們工作隊確實是誠心誠意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的，並非有意去整人。中辦的同誌和地方的同誌一起，堅持同社員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我進村後，住在貧農潘景連家，和趙宇田、劉吉順住一個屋，被潘老漢引以為榮，逢人便說“我家住了一個老漢兩個娃”。我們剛剛進村時吃派飯，吃飯也是扶貧。那時工作隊員的夥食標準是每人每天4角錢，我們就集中使用，選那些確有困難需要幫助的困難戶，去吃一個月的飯，預付12元的夥食費，他就可以用這點錢買些棉布、棉花縫製冬衣，解決過冬問題。春節後第二次進村時，工作隊自己起夥，主要是從衛生考慮，並未提高夥食標準。半年間硬是沒有吃過一次肉。這種同群眾同甘共苦，真正實行“三同”，而不是嘩眾取寵、擺花架子的過硬做法，贏得了群眾的好評。運動後期，直到選出了新的貧協和大隊管委會，我才向群眾公開身份，群眾反映，早就看出了他是個大官。還說中辦的這些同誌有來頭，不愧是毛主席身邊的人。運動結束我們撤離時，幾乎是全村人出來送行，依依不舍，感情真摯。我們乘坐的大卡車開走很遠了，人們還不散去。三個村的情景都是這樣。
一批問題
通過這次蹲點，楊尚昆初步摸到了農村的一些實際情況，深感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看法以及“四清”運動中的一些做法，都有不少問題值得研究，於是向中央反映。對此，我們當年是知其事，不知其詳。楊尚昆在談話中回憶，他當年還不可能在總體上對“四清”運動提出重大意見，提出的都是一些具體的問題，有這麼幾件事：
一是運動後期，我打電話給龔子榮，說有幾個問題請他請示中央：（一）關於劃階級問題，中農劃不劃？如何掌握重新劃地主、富農的標準，對那些一貫表現好，可劃可不劃的是否可以不劃。還有，要不要搞“階級檔案”？陝西有的地方已經印發了“階級檔案表”，這種表非常煩瑣，很難填，也很難填準確，日後無法作為依據。（二）地、富財產動不動的問題。（三）幹部貪汙的退賠問題。可否采取檢查從嚴、退賠從寬的原則處理。（四）關於幹部打擊麵問題。有的同誌說，對幹部隻要不開除公職，給予行政撤職、開除黨籍、留黨察看都不算打擊，這是否妥當？龔子榮寫了一個電話記錄送給彭真，彭真也很為難，隻好批示：“還是綜合各方麵問題，彙集起來看看，可以等西北局討論後，先聽聽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