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劉關係出現裂痕，還可以追溯到1959年廬山會議。廬山會議原本是反“左”，彭德懷的信印發以後突然變成反右，對此劉並不讚成；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說，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發生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顯然，劉的這番話毛是難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指責鄧子恢主張包產到戶，同時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沒有頂住“單幹風”，思想右傾。1964年底毛、劉終於在“四清”運動性質問題上爆發了正麵衝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國際，迷信中央。現在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行。毛澤東講的中央出修正主義，指的就是劉少奇。可以說，從那時起，毛澤東已經公開號召全黨向劉少奇造反了。
“四清”是60年代我們黨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多年過去了，對這場運動應該怎麼看？楊尚昆在和我們談話的最後，談了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不能脫離曆史孤立地評說“四清”。50年代，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農業合作社本來已經發展過快，1958年又匆忙大辦人民公社。試想，在絕大多數農民還沒有摘掉文盲帽子的情況下，如何能在短期內培養出以百萬計的能把每一個生產隊的賬目、倉庫、財物、工分搞得清清楚楚的會計人才？特別是“大躍進”以後“共產風”、浮誇風猖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群眾生活普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幹部多吃多占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大多數社員還沒有吃飽的情況下，幹部們多吃一個饃，多拿一棵蔥，在今天看來根本不成為問題的事，在那時就是大事了。從“四清”入手，教育幹部，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達到密切幹群關係，克服困難，發展生產的目的，這條路並沒有什麼錯誤，問題在於以階級鬥爭為綱“左”的思想的指導下，運動越搞越“左”。《二十三條》糾正了“煩瑣哲學”的一套做法是好的，但是把矛頭指向了“黨內走資派”，實際上打擊麵更寬了，最終發展成為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文化大革命”。搞過“四清”的地方同沒有搞過“四清”的地方比，生產也沒有明顯地上去，這就說明“四清”至少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運動。我認為，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麵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楊尚昆蹲點半年，突出地體現了他優良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既忠實地執行中央的指示，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善於創造性地完成任務。1988年夏，我因公出差去西安，抽了一點時間去我蹲點的原灃橋大隊所在地馬王村看了看。馬王村麵貌依舊，隻是覺得人比過去少了些，據說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我找到時已78歲但身體健壯的董化宇老人，他一眼就認出我來了，不等我問候他，他卻把當時到這裏參加“四清”的中辦同誌問了個遍。他仍住在原來的那幢“廈子房”，居住條件似乎沒有什麼改善，但屋裏彩電、冰箱、洗衣機一應俱全，真是今非昔比。他說現在黨的政策好，大家都過上好日子了，那時你們來隻能給你們吃“攪團”，現在吃啥有啥。他希望中辦的同誌都能回去看看。多年過去了，村裏人對我們這些“四清”工作隊員，仍然這樣親切！我想，如果不是“四清”中我們執行了楊尚昆的一條“中間路線”，恐怕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氣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