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大批“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風向驟變。這以後，再提為在反右傾運動中受批判和處理的同誌甄別平反問題，顯然是不可能了。接著“文化大革命”10年，直到1979年賴若愚、董昕、項南三同誌才得到徹底平反。
當時，全總、團中央、全國婦聯的一批幹部被指責為犯有右傾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那麼，他們右在何處？其實所謂右，主要就是怎樣理解群眾組織接受黨的領導問題。應當說，在五六十年代，工會、共青團、婦聯在配合黨的中心工作方麵是十分出色的。特別是60年代初，為了扭轉當時的嚴重困難局麵，對國民經濟進行果斷的調整，成千萬地精減職工和減少城市人口，如果沒有工會、共青團、婦聯的有力配合，能夠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1962年12月，彭真就曾在一次會議上高度評價工會工作。他說：“一年來，工會做了很多工作，表麵看來不是那樣轟轟烈烈，實際上有很大成績。這一年，所有企業都在調整，調整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人群眾的問題。由五千幾百萬人減到三千多萬人，動員了差不多兩千萬人下鄉，而且沒有出亂子，世界上哪個國家能做到這樣？我們這次調整搞得比較順利，固然是我們的黨中央、毛主席、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又有各級黨委的領導，但是如果沒有五千萬工人群眾的覺悟，也是不行的。”當時，精減職工，工會做了大量工作；動員和組織城市青年上山下鄉，要依靠共青團；婦聯則在做好占人口總數一半的婦女的思想工作，號召廣大婦女堅持勤儉建國、勤儉持家方針，千方百計戰勝困難，為順利地實現國民經濟調整進行了有力配合。
但是，另一方麵，工會、共青團、婦聯對各自的經常工作卻做得很不夠,在當時確有脫離群眾的現象。全總、團中央、全國婦聯一批幹部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其實就是他們指出了這方麵工作中的不足，要求扭轉群眾組織脫離群眾的局麵。因而被指責為“反對黨的領導”、“向黨鬧獨立性”。
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隨後，黨中央製定了《人民公社60條》、《工業70條》、《高教60條》等一係列政策規定，開始了各項工作領域的糾“左”。群眾工作中的“左”的東西也開始降溫。1961年5月23日，全總黨組向中央作的《關於改進基層工會工作的報告》，承認當時基層工會的主要問題是沒有發揮或者沒有很好發揮應有的作用，不大關心群眾的生活，不大注意傾聽群眾的意見，民主生活製度不健全，在完成黨的中心工作時常常放鬆或丟掉經常工作。同時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改進意見。很快，5月29日，中央就批轉了這個報告，要求各地參照執行。這一時期，中央書記處多次討論工會、青年、婦女工作，突出強調工、青、婦三個群眾組織要恢複和加強自己的經常工作。
這一時期，糾“左”的步子盡管邁得不大，但在工作中已經出現了可喜的局麵，工、青、婦的工作比較活躍了，在國民經濟的調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