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民歌的前世今生
一、中國民歌發展小史
1.民歌是勞動人民集體的口頭詩歌創作。
太陽底下無新事——至少沒有憑空飛來的異事。就民歌發展而言，世界上任何一個古老的民族，都經曆過原始狩獵、采集、農耕、遊牧、祭祀、婚配、戰爭等種種活動的曆練，並在這種曆練中，產生著自己或高級或平淡的民族文化。這文化之中，當然就包括歌詠吟唱。學者所言，“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表明了民歌的深厚的現實主義基礎，也表明了民歌與生俱來的“草根性”。
因此，民歌，即民間歌謠，屬於民間文學中的一種形式，能夠歌唱或吟誦，多為韻文。民歌是勞動人民集體的口頭詩歌創作。
民歌是人類曆史上產生最早的語言藝術之一。各民族的祖先於艱辛的生產勞動中，創造了音樂，唱出了最早的民間歌曲——勞動號子。原始的民歌，同人們的生存鬥爭密切相關，或表達征服自然的願望，或再現獵獲野獸的歡快，或祈禱萬物神靈的保佑，它成了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勞動生活的歌唱語言表達，追逐愛情的精神享受（折磨），越是自己身邊的事情，人們越是容易把它融入歌唱，融入吟誦。平樸的紀實語言，加上一唱三歎，加上哼哼呀呀的感慨與歎息，這不就是音樂記錄生活表現快樂抒發哀思體現早期精神活動的真諦麼?早期的民歌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農業豐收之後以歌舞形式舉行大規模慶祝祭祀活動的生動記錄，這些早期民間歌唱的優秀篇章，兼有史詩作用。記事靠它，抒情靠它，敬天靠它，樂人（自樂）也靠它。這種“張嘴就來”的草根文化，正是文化初期純樸性、民間性、全民性、史料性的所在。流傳悠久的早期民歌，今天我們不可能複原它的曲調，但那些古文字背後隱含的事情，勞動生產生活愛情，有多少不是我們今天仍然還在經曆著的?憑了代代流傳的民歌，後人可以粗略得知遠古時期的社會生活內容，同時也讓我們驚訝於數千年前先民以口頭形式觀察、概括、描述自己的勞作、婚戀、思盼、信仰等行為、感情時所達到的令人驚歎的藝術水準。
2.周代民歌。
公元前六世紀左右，中國曆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即問世了。在總集的305篇作品中，有165篇是民間歌詩。它們總稱為“風”，因收錄了當時十五個國家（地區）約500餘年間（前1006-前570）的民間歌唱之作，故又稱“十五國風”。誠如其名，所有這些作品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項內容。其中顯示的周民族500年民間社會生活，堪稱是一部“創世紀史”。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歌詩大都采用了“四言體”句式，這一詞格的相對穩定和廣泛使用，為以後中國民歌的唱詞句式的進一步發展和多樣化，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詩經》的開篇之作《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內容清新明白，詞句流暢，詞格句式本身已具備歌唱性基矗
春秋時期，楚國的民歌已經十分繁榮。戰國後期，詩人屈原等人，對楚國民歌進行了搜集整理，並根據楚國民歌曲調創作新詞，稱為《楚辭》。《楚辭》中的不少作品，充滿了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感情，熱烈麵富於幻想，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
3.漢代民歌。
民間歌曲流傳地域不斷擴大，其體裁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當時設有專門收集民間歌曲的音樂機構——“樂府”，政府出麵，遂在記錄和推廣民歌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政府意圖不隻是為收集而收集，這裏有一個資政資治的效用問題。文學史把漢魏時期流傳的民間歌詩總稱為“樂府”，同時也把這一時期民歌所采用的基本體式——五言體總稱為“樂府體”，很大程度是因為收集機構的名稱而定。“樂府”是繼《詩經·國風》之後中國民歌迭起的又一個高峰，在長達五六百年的漫長歲月中，民間廣泛使用這一體式，也吸引了文人加入進來，影響到雅文化層的詩歌創作。
於是我們看到了宋人郭茂倩編選的百卷本《樂府詩集》，它代表了文人雅士介入民間樂府的深度與廣度。也從此看到了樂府藝術的最高成就。其中，流傳於東漢和南北朝時的《十五從軍征》《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辭》以及“吳歌”中的“子夜四時歌”，有的氣勢恢宏，有的清麗婉轉，即使曲調早已失傳，僅讀其詞，也會立刻讓人動容。誠如《大子夜歌二首》所雲：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絲竹發歌聲，假器揚清音，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五言體”樂府是對“四言體”國風的合理繼承和新發展，它們為接著出現的“七言體”句式和長短句詞格提供了先決條件。
4.唐代民歌。
隨著人類曆史的發展、階級的分化和社會製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層麵越來越廣，其社會作用也顯得愈來愈重要了。
在李氏王朝大力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並廣泛吸收其周邊民族音樂的曆史背景下，民間歌唱仍然保持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中唐詩人劉禹錫（772-842）在巴楚一帶聽到一種當地民歌“竹枝詞”，十分興奮，於是，模仿其歌體，一連寫了十首。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如：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情。又如：山頭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通過他的仿作，我們可以體會到這種“七言體”的民歌那種興比自如，“含思婉轉”的民間風格。
此外，劉禹錫還寫了一首《插田歌》，描述了他在廣東連州看到農民一邊插秧一邊唱“田歌”的真實場麵。為後人留下了有關這種源遠流長而又傳播至今的民歌品種的珍貴記錄。這一時期出現的另一類民歌體裁是存見於“敦煌曲子詞”中的“太子五更轉”“思婦五更轉”。這種以“更”序分節的新形式，由於非常適合表達思念、期盼的情感內容，所以在唐宋以後廣為流傳，以至到明清之際已遍布全國，各種各樣的“五更體”民歌，隨處可聞。總的來說，除了產生新的體裁品種外，唐代民歌在體式上的最大特征，便是“七言體”句式的全麵成熟和廣泛應用。
5.宋、元、明、清民歌。
一方麵是原有的各種民歌體裁的繼續傳播，諸如農夫唱的“田歌”、漁夫的“漁歌”、山民的“山歌”、船夫的“船歌”等。另一方麵，則是伴隨著城鎮商業經濟日益繁盛民間小調體裁廣泛流傳。如見於宋代話本的“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骨肉團圓敘，幾家飄零在他州。”歌詞是十分典型的“七言四句體”，曲調是各種各樣的江南小調。其中，流傳最廣的，就是以“起、承、轉、合”原則構成的四句頭“春調”。又如明代文人馮夢龍輯錄的《山歌》《掛枝兒》《夾竹桃》，清人王廷紹輯錄的《霓裳續譜》，華廣生的《白雪遺音》以及《粵謳》《小慧集》等，大多數是流行於這一時期南北各地城鎮市井的民間小調唱詞。《小慧集》（1837）中的《繡荷包》、《紗窗調》、《紅繡鞋》、《楊柳青》、《鮮花調》（即《茉莉花》）等八首帶有工尺譜的民歌，幾乎全部都屬於小調（俗曲）體裁。從中我們可以大體了解到小調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概貌和特殊地位。
到清末民初，中國民歌在經曆了數千年的傳播、流變、創新、積累之後，一方麵是為適應不同社會階層以及不同的民俗場景而形成的題材範圍和體裁類別都已達到十分豐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麵則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特定環境下所蘊積起來的民族和地域性風格的全麵展示。從而使這類民間音樂成為曆史悠久、傳承不斷、體裁多樣、色彩斑斕、蘊藏豐富的一個民族文化寶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明確指出：中國民歌是中華民族社會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也是為其他民間音樂不斷提供豐富營養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材料據華音網站www.huain.com及中國文學史資料）
二、社會紀實功能之外的批判精神
來自民間，代表草根階級利益的民歌，生來就有鮮明的譏諷意識與批判精神。
詩經如此，樂府如此，“樂府”這一機構的存在，不就是為了溝通平民與社會上層?把底層民眾所唱所吟表達的心聲，以文字形式上報天聽，也是服務統治的重要途徑。
階級社會的出現，統治階層的腐化越來越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影響到民眾生活，影響到社會穩定，影響到統治者的安全，民歌記民生苦難、唱民眾訴求的意識越來越強烈，尤其是一批批判意識強烈的文人士大夫的參與，更銳化了民歌創作的批判鋒芒；遊離於統治階層之外，而又高居普通民眾生活之上的文人的觀察視野更其宏闊，他們下筆，一針見血，鞭撻社會醜惡，指陳朝政得失，推動著民歌的創作，亦以詩歌形成“詩史”，成為後世觀察曆史的另一個特別的視角。
比如大唐盛世，民歌創作相當繁盛。有歌唱太平盛世的，就有嘲諷社會不公的。李隆基登位，楊玉環得寵，建立了楊家的裙帶關係，她的姊妹都被封為夫人，氣焰之盛竟至“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謠曰：“從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卻為門上楣”。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裏的向往，隻是一種對皇家的諷刺。我們看到的曆史事實是，一代盛朝，毀於馬嵬坡兵變。根源何在?詩歌裏看吧。
到了南宋，民間產生的諷刺性歌謠就更多了。南宋的統治階級，貪汙腐化，玩弄政權，有民歌諷刺道：“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皇帝賣酒醋。”參考閱讀《水滸傳》，再讀讀這些民間歌謠，不禁令人莞爾；世道前行，還是民間的眼睛更明亮，來自百姓的譏諷，可謂針針見血，直指統治的最高弊端。
到了元明時代，人民的痛苦越來越深了。民間作歌：“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於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激起了農民起義的洪流。其中以穎州劉福通聲勢最大，他率領10萬農民，頭包紅巾，號“紅軍”，所向無敵，民間歌謠唱道：“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
明清時代，封建製度麵臨崩潰，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進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闖王、穿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盼星星、盼月亮，盼著闖王出主張”。
清軍入關，人民清醒地看到，統治階級昏聵貪婪，這是招致外侮、陷國家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慘的年代，老百姓連溫飽都不可得，所以發出這樣的感歎：“天子坐金鑾，朝政亂一團，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幹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凱奉他的主子清帝之命到山東執行血腥屠殺政策，殺害無數義和團將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凱，便唱出了“殺了袁龜蛋，我們好吃飯”的歌謠。人們在袁世凱巡撫衙門的牆壁上，畫一個戴紅頂花翎的大烏龜，爬在一個洋人的屁股後。這幅漫畫和歌謠，發泄了老百姓對袁世凱的痛恨心情。
隨著清朝的垮台，民國以來，帝國主義為了扶植中國的封建勢力，勾結軍閥，殘害中國人民，支持袁世凱稱帝，當時袁世凱聽見北京街上有許多賣元宵的，認為大犯忌諱，把元宵當成“袁消”，於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賣元宵，硬把元宵改為“湯圓”，於是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大總統，洪憲年，正月十五賣‘湯圓’。”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長，人們譏諷賣日貨的商人：“綠坎肩，真是闊，綠帽子，也不錯，叫你再販日本貨！”
作為曆史的見證，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壯麗史詩，在民歌中有著鮮明的反映。如抗日戰爭爆發後，北方農民這樣唱道：“邊區本是根據地，趕走了鬼子殺漢奸。”“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
可見，鮮明的批判精神，是民歌高於曆史記錄的另一重大功能。
真正留存於青史的歌謠，民歌，都是代表了人民心聲，有助於統治者反省統治弊端的那些民間創作。它們或許經過文人的潤色，但骨子裏的精神是不變的。
三、中國民歌的分類
世界各民族的民歌，雖然細分種類很多，為研究方便，粗略地分類還是可行的。一般來說，民歌按歌詞內容可分為勞動生產歌、生活歌、情歌、兒歌、時政歌、儀式歌。
1.勞動生產歌——所有直接間接反映勞動生產或者有助於協調勞動節奏的民歌。
魯迅先生說，我們不會說話的祖先原始人，在共同操勞得特別吃力的時候，懂得唱唱歌謠，來減輕肌肉的疲乏，來鼓舞工作的熱忱，來集中注意力……民歌，不是有閑階級的士大夫或騷人墨客，坐在屋裏的無病呻吟，它是一切體力勞動者的血汗攪著淚汗的結晶和升華，所以農民們有秧歌，打魚的有漁歌，采茶的有茶歌，牧人有牧歌等。
事實正是如此。無論哪個民族，要生活必得先生產。受限於生產力，人類祖先必須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為了協調動作，減輕重體力勞動的單調與困乏，勞動者會自覺地前呼後應，一喊百和，歌謠可協調動作，可鼓舞情緒。這些伴隨著勞動過程重複出現的、有強烈節奏和簡單聲音的呼喊，就是萌芽期狀態的民歌。這種古老的勞動歌，曆代相傳，不斷創新，日漸繁複，到了文人雅士與專業歌唱家那裏，自然會更加誇張，其雄渾壯美的本色，漸呈優美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