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行事之餘，房玄齡時常想起自己的父親來。其父房彥謙，隋朝時做過司錄刺史，一輩子善良清廉，俸祿雖然不多，卻不時接濟親朋好友。父親常常教育他：“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清白”二字就這樣深深地鐫刻在房玄齡的心田，時時刻刻提醒著他：為官做人，就要像父親一樣，廉潔一生，清白一世。為保持清廉家風，防止諸子驕奢，房玄齡又集古今防驕戒奢的家訓，將“家誡”書寫在屏風上，令孩子們各取一架，擺放於自家廳堂內，以便時時閱覽省惕。
房玄齡治理國家，秉公守正，加上他的作風忠謹謙恭，對人寬厚，對己嚴謹，遍受屬下愛戴。晚年，他體弱多病，幾次上表請求解除仆射職務，太宗始終不答應。
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晉升房玄齡為司空。房玄齡又上表辭讓，太宗仍不允許，說：“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須此讓。”看來，太宗真是離不開他。
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太宗親率大軍征討東遼。臨行前，命房玄齡留守京師，全權處理一切政務，遇事不必再上奏請示。太宗離京後，房玄齡辦事更為謹慎辛勞。
忽一日，有一人來到留守衙門前，四處張望，躊躇不前。房玄齡得知後，將此人召進。來人膽壯起來，聲稱：“我是來告發的！”房玄齡問：“告誰？”來人回應：“就告您本人！”房玄齡心中一驚，麵色仍然不變，道：“既然是告我的，那我就不便親自審理了。”房玄齡立即命令驛傳將此人送至太宗行宮。太宗得知京城留守處有上表送來密告，令侍衛手持長刀立於帳前，而後召見告密者，問他告誰。聞聽“房玄齡”三個字，太宗冷然一笑：“果然不出我所料。”即刻喝令將告密者推下去腰斬，又親傳璽書責備房玄齡不夠自信，叮囑“如再有類似事情，可以獨自處理”，以示對房玄齡的信任與器重。
輔佐太宗，房玄齡盡言切諫，可以說是盡職盡心——諫勿征高麗，諫勿用平庸之輩，諫減少民族衝突等等。且日後都證明房玄齡諍諫之正確，其進諫充分反映了他善於思謀、考慮效果的特點，更證明了他為國為民盡職盡責的一身正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為國殫精竭慮的房玄齡身染重病，太宗特召他到玉華宮。房玄齡此時已十分衰弱，是乘坐轎子進入殿內的，一直來到太宗禦座旁邊才下轎。太宗執手相扶，兩人相對流淚。太宗將房玄齡留在宮內，隨時探聽他的病情。聽說病情好轉則喜形於色，病情加重則憂心忡忡。
病危之際，房玄齡放不下的還是國事。此時的太宗，在貞觀盛世的成功麵前沾沾自喜，帝王的貪欲和專製本能愈加體現出來，與大臣原有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開始疑忌大臣。特別是在貞觀後期，太宗的疑忌心理越發嚴重，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連房玄齡這樣的佐命大臣也未能幸免，曾因些小事被發落回家。而房玄齡仍是鞠躬盡瘁，知無不為。
公元648年七月癸卯，房玄齡病逝，終年70歲。太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
房玄齡輔佐太宗平定天下，直到死於宰相位上。房玄齡一生兢兢業業，然而卻沒有多少具體事跡可尋。房玄齡不居功，將功勞歸於君主。房玄齡被稱為有唐一代宗臣，的確是十分相稱啊！
中書令
中書令是一種官名。在漢武帝時期，都是由宦官來擔任中書，稱為中書令，置令與仆射為其長，掌傳宣詔命等。在西漢時期，中書令、尚書令是並置的，與謁庭令、內者令等宦官一樣，都是由士人來擔當。
中書令的工作主要是負責直接向皇帝上奏密奏“封事”，因而責任也很重要。在西漢時期，這一職位通常都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來擔任的。漢代的司馬遷就曾經兼任過此職，司馬遷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中書令。當時，司馬遷以太史公的身份擔任中書令，朝位位於丞相之上。
太宗貞觀元年（627年），李大亮轉任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不久，又召拜太府卿，出任涼州（今甘肅武威）都督。在涼州任上，恰逢禦史台遣使考核地方軍政長官治績，見涼州有名鷹，暗示李大亮獻出。李大亮不預理睬，反而“密表”太宗，太宗見到“密表”，感覺李大亮很是忠心，便賜給他自己所用的胡瓶一個。隨後，太宗覺得這樣還不足以激勵臣下，又賜李大亮《漢紀》一部。
李大亮既未居功自傲，也不因嘉獎而懈怠，“終結若一”。
貞觀八年（634年），吐穀渾入侵涼州。太宗命李大亮為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李大亮率部自涼州向西南，至青海湖，曆河源（在今青海曲麻萊境內），“虜其名王二十人，雜畜數萬”。因破敵之功，由武陽縣男進爵為武陽公，賜物千段、奴婢150人，全部送給親屬。
數年後，李大亮調回京城，拜左衛大將軍，掌管宮廷警衛。貞觀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治又以李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掌管東宮宿衛，同時又兼工部尚書。史稱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李大亮以正三品高位統領皇宮和東宮警衛，“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絲毫不敢怠慢、偷懶。太宗知道後，非常放心地說：“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臥。”太宗遇有出京巡幸，總是命李大亮率警衛居守。宰相房玄齡也非常敬重他，經常稱李大亮有漢代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任。
貞觀十八年（644年），太宗準備征高麗，車駕至洛陽，將京中軍政事務委於宰相房玄齡，命李大亮“副之”。太宗尚未赴遼東，李大亮突然重病不起。太宗親為調藥，馳驛賜大亮。李大亮自知不久於人世，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征，並強調京師的重要，要太宗“深以關中為意”，表成言終而卒。“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為晗，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
李大亮任縣令至三品高位，表現出多方麵的才能，然其“至性忠謹”，“終始若一”，無愧於太宗對他的八字評價：“立誌方直，竭節至公！”
從李大亮的身上，我們讀出了“竭節至公”的真正含義。他將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國家的建設和關乎百姓的安危冷暖之中。可以說，有一顆“公”心的官員是帝王的好臣子，而有一顆“公”心的官員也是百姓的好父母官。
昭陵
昭陵位於今陝西省禮泉縣城東北的九嵕山上，為唐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的陵墓，也是陝西關中“唐十八陵”中規模最大的一座。
該陵園周長約60公裏，占地麵積約200平方公裏，共有180多座陪葬墓。由於規模宏大，因而被譽為“天下名陵”，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從唐貞觀十年（636年）太宗文德皇後長孫氏首葬於此，到開元二十九年（743年），昭陵陵園建設時間長達107年之久。
曆史學家認為，唐昭陵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實物見證，是後人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難得的文物寶庫。
1961年，唐昭陵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唐昭陵又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3A”級旅遊景區。
陸贄衷直秉公辦事
陸贄（754—805年），字敬輿，蘇州嘉興（今屬浙江）人，唐代的政治家、文學家。大曆八年（773年）陸贄考取進士，中博學宏辭、書判拔萃科。德宗即位，陸贄被召充任翰林學士；貞元八年（792年）出任宰相，但兩年後即因與裴延齡有矛盾，被貶充忠州（今重慶忠縣）別駕（州主管官的佐吏）；於永貞元年卒於任所，諡號宣。陸贄有《陸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
陸贄，唐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少年時陸贄就才智超群，誌向非凡。陸贄 18歲考中進士，從此走上了濟世治國的道路。
建中四年，朱洮發動叛亂。陸贄隨皇帝出征，他日理萬機，並上書皇帝，請皇帝下罪己詔書，以此激勵將士，報國平叛。德宗皇帝雖不情願，但仍采納了他的建議。結果是“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奮勇殺敵。
這年冬天，一些大臣為討好德宗，請德宗加尊號。陸贄則上書皇帝指出“現在是動亂之時，人情向背之秋，皇帝應注意收攬群心，檢討自己，不應隻注重增加美名。與其增美稱而失天下，不如廢舊號而尊天戒”。他極力勸皇帝不要重名而失德於天下，放棄加號之舉。建中八年四月，陸贄被任命為中書侍郎，為國為民有了用武之地，他決心“以天下為己任，全心報國”。他首先向朋黨開刀。朋黨是德宗繼位以來一些弄權重臣網羅羽翼、結黨營私形成的集團。他們排擠良臣，危害國家，是一股很強的惡勢力。陸贄不畏權貴，先斷了他的結黨之路，取消了過去的選官辦法，廣求賢財，嚴格考試製度。之後，他又向當權者發起進攻。戶部侍郎裴延齡為人奸詐，天下人都恨他，但由於他是皇帝的寵臣，人們敢怒而不敢言。隻有陸贄不僅當麵指責他，而且多次上書皇帝彈劾裴延齡。伴君如伴虎，由於陸贄多次犯顏直諫，觸怒朋黨，結果他受到誣陷，險些被殺，最後被貶到忠州當了個小官。但他仍矢誌不移，為民做事。當時，忠州疾病流行。陸贄遍訪民間，抄錄藥方，寫成《陸氏集驗方》，以此濟世救民。
陸贄一生潔身自好，位高不受禮，官小不行賄；不唯上，不畏權，以天下為己任，一心為民精忠報國，終成一位千古流芳、萬世敬仰的一代名臣。他的這種秉公辦事的精神值得我們景仰。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是一種官名。史料上有記載，“舍人”這一稱謂始於先秦，本來為國君、太子親近的屬官。魏晉時期，中書省內置中書通事舍人，掌傳宣詔命。南朝沿置。到了梁時，除去了通事二字外，稱為中書舍人。中書舍人主要任起草詔令等工作，參與國家機密，權力也逐漸加重。到了隋唐時期，中書舍人在中書省掌製誥。隋煬帝時，曾改中書舍人為內書舍人。武則天時，又稱其為鳳閣舍人，簡稱舍人。宋代初期也設立了這一官職，但實際上卻不任職，另外置有知製誥及直舍人院起草詔令。元代改製後，開始時舍人仍掌其事。遼代時，則屬中書舍人院，起草有關的詔令等。明清時期，在內閣中的中書科也設有中書舍人，主要掌管書寫誥敕、製詔、銀冊、鐵券等，但權利已非前代可比。
錢鏐為官以“勤”為要
錢鏐（852—932年），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臨安（今屬浙江）人。錢鏐是五代時吳越國的創建者，於開平元年（907年）封為吳越王。
錢鏐治理國事以“勤”著稱。小時候，錢鏐胸懷大誌，十幾歲就投戎從軍了。在軍中，他未睡過一宿安穩覺。為了不誤事，他找來一塊小圓木，一個大鈴鐺當枕頭。困極了，就枕上小圓木或大鈴鐺打個盹。圓木一滾，或鈴鐺一響，就驚醒了。
參與國事後，他仍勤勞不輟。夜間，來人稟報公務，侍女震動幾下窗欞紙，他就立刻起身。
錢鏐常常告誡部下忠於職守，為了做到這點，他想出一個辦法：向城牆外值班士兵彈射銅丸，以示警告。
一次，他便衣出行，傍晚時來到北門下，謊說有要事進城，守門兵士不肯放行，說：“即使我們吳越王來了，門也不打開！”他又去了幾個城門，都是這樣。第二天，他厚賞了守門兵士。
國事繁忙，恐有遺忘，錢鏐便在自己的臥室設一個粉盤，將重大國事記在上麵，堅持到老。
錢塘海潮常常襲擊沿岸村莊，淹沒田地，傷亡人畜。錢鏐下令建築了錢塘江海堤，又下令在太湖流域建起了堰閘，凡河、浦無一疏漏。為了保護堰堤，他還建立了水網圩區維修製度。從此，太湖流域水治年豐，旱澇保收。
吳越國小，常遭外侮。公元919年，將軍何逢在無錫陣亡，錢鏐親臨吊唁。他看見了將軍的戰馬，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他下令厚恤了將軍親屬，親自為將軍守靈。
錢鏐一生為公，勤於國事，注意國計民生，使吳越小國成為五代亂世中相對平穩的地區，並比較主動地融入宋統一中國的潮流中。錢鏐公勤國事的精神值得稱頌。
錢王陵
錢王陵坐落於今浙江臨安市錦城太廟山上，海拔92米，距杭州市 38公裏。
該墓背靠太廟山，左右列距青龍白虎兩山，與功臣山遙遙相對。陵區內築有牌坊、錢王祠、淩煙安國樓等景點。
張養浩勤政以身殉職
張養浩（1269—1329年），漢族，字希孟，號雲莊。山東濟南人，唐朝名相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的第二十三代孫。張養浩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他詩、文兼擅，而以散曲著稱。他的代表作有《山坡羊·潼關懷古》等。
張養浩，元代官員，因勤政愛民備受百姓擁護。在一次任賑災官員時，他曾四個月沒有回過家，最後竟死於任所。
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關中大旱，民不聊生，朝廷決定派勤於職守的張養浩前去賑災。張養浩深知關中這次大旱為幾十年所罕見，此次賑災任務非常艱巨。他在臨行前便將家中所有的財物散發給鄉裏貧苦人家，以表明自己此次完成任務的決心。然後便帶著救災的糧食和其他物品，登車赴任，趕往災區。沿途遇到災民就發放糧食，死者則予以安葬。到任後他便四處了解受災情況，發放救災物資，慰問災民，夜裏就住在官署裏，四個月沒有回過一次家。
在賑災期間，他不僅做事勤奮，而且能夠根據當時的災區情況製定出具體辦法，以解決災民的實際困難。當時由於受災嚴重，糧食短缺，米價昂貴，一鬥米價格高至十三緡錢。一些米商和官府中的不法官吏又借機從中勒索。那時使用的紙鈔，字跡稍有模糊，米商便拒收，災民到官府的錢庫去換新錢，不法官吏卻說十文錢隻能換五文，而且還要等上許多天，饑民叫苦不迭。張養浩針對這種現象，下令從官庫中還沒有被銷毀、仍可辨認的舊鈔中撿出一千零八十五萬五千餘緡，在背麵蓋上印記，注上“十貫”、“五貫”等字樣，發散給饑民。同時責令米商：對持有此券者，一律售給，然後到官府統一包換。這樣一來，不法官吏就無法再趁機勒索百姓了。
張養浩以年過六旬之身，終日為賑災工作四處奔波，終因操勞過度而積勞成疾，死於任所。關中百姓聽說張養浩去世，都悲痛落淚，如喪父母。
張養浩心係於民，將百姓疾苦銘記於心。雖然張養浩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吏，但其勤政忘身、為民憂勞、死而後已的精神卻很值得後人效法。
山坡羊·潼關懷古
（元）張養浩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孫承宗抗清以身殉國
孫承宗（1563—1638年），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明末最偉大的軍事戰略家、民族英雄；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師。
明朝天啟二年（1622年），清軍逼近廣寧（今遼寧北鎮），明巡撫王化貞棄城而走，結果熊廷弼欲救不及，退入山海關，最終二人均被下獄處死。
代替熊廷弼經略遼東的是兵部尚書王在晉。他見遼東大勢已去，沒有了興複的誌向，於是打算放棄關外，據守山海關。朝廷得知情況，一時拿不定主意。正在此時，內閣大學士孫承宗挺身而出，自請親往決策。他以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銜來到山海關，經過詳細調查與周密考慮，認為寧遠（今遼寧興城）等地可守。他推心置腹地與王在晉說了七晝夜，而王在晉始終不敢出守關外。孫承宗無可奈何，還朝後奏免王在晉，自請赴遼東督師，從此開始了他辛勞而艱難的督師生涯。
孫承宗風塵仆仆地來到遼東，尚未停歇，便大閱關上將士，淘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等地疲兵萬餘，以所救關外難民代之。隨後又出關巡視寧遠等地，並興工建寧遠城。不久，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孫承宗圖謀大舉。無奈當時朝中無人，朝臣隻求無事，不思進取，孫承宗難展其誌，反遭彈劾，隻得自請離官還鄉。
這是孫承宗第一次督師遼東。從他自請督師，到自請離官，前後共四年一生貢獻於國家，為國為民操勞不已，鞠躬盡瘁。一心試圖挽回國家頹敗之勢，回天乏力，最終以死殉國。孫承宗的心裏裝著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骨子裏流淌著救國於危亡之間的血液。他這種鞠躬盡瘁的精神也感染著一代又一代人，激勵著人們繼承和發揚這種天下為公的精神。
車營扣答合編
《車營扣答合編》又名《車陣扣答合編》或《車營百八扣答說合編》，是中國明代的一部關於火器和車、騎、步編組成營配合作戰的兵書。該書由《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車營百八說》和《車營圖製》彙編而成，為明末河北高陽人孫承宗以兵部尚書經略薊遼、指揮抵抗後金戰爭期間所撰。由於當時的兵書都保密，所以這部著作當時並沒有全部刊行。清同治七年（1868），這本著作才被彙刻成書，共四卷，7萬餘字。
該著作通過問、答、說的方式，對車營及車營作戰中的108個問題作了詳細的解答，全書內容涉及車營編組方法、陣法布列、行軍作戰、後勤保障等等方麵，重點論述車營的戰法。該著作中闡述的作戰原則、方法等，都是作者親身作戰及實踐經驗的總結，反映了火器與車、步、騎、輜結合運用的作戰特點，因而也具有重要的軍事學術價值。
康熙治國勤於政務
康熙是清代的著名皇帝，在中國曆代有作為的帝王中也算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康熙8歲登基，他自幼好學，善於鑽研。他認為，隻有這樣才有利於勤政，有利於勵精圖治，一展宏圖。他曾說：“儒學經典直接關係著致治之道。 ”
因此，“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並以此來“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見之施行”。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他下令舉行“經筵大典”。即使在平定三藩叛亂的緊張時刻，仍然“每日進講如常”。回到宮中，“不時溫習，未有間斷”，用於政事之中，“務期躬行實踐”，“以資治道”。康熙帝親政後，看不慣原來的輔政大臣、專權跋扈的鼇拜，於是迅速將其捉拿治罪。隨後，他又發布上諭，把自己勵精圖治的願望告訴群臣：“朕夙康熙帝勤於政務，兢兢業業，以身作則，為“康乾盛世”的出現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後來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樹立了勤政的榜樣。
康熙一生都在為國家的繁榮昌盛努力奮鬥著。社稷安危牽動著他的心，百姓冷暖牽動著他的心。身為一國之主，他用行動踐行了一位明君應有的品行與修為。
移天縮地，興修園林
康熙時期，康熙帝曾修建了暢春園、承德避暑山莊、熱河木蘭圍場等建築。到了乾隆時期，乾隆帝又繼續興修三山五園（即香山、玉泉山、萬壽山和暢春園、圓明園、靜明園、靜宜園、清漪園（頤和園））。這樣一來，清代就將中國的古典園林藝術推到了一個最高峰，清朝修建的園林也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寶貴的自然遺產。
承德的避暑山莊是一座比北京頤和園大一倍的皇家園林，但它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休息場所，而是與木蘭圍場一樣，是康熙政治大棋盤上的一顆重要棋子。這些按照蒙古西藏等民族風格修建的宮殿廟宇，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讓蒙藏等各上層人物在進入山莊後，能獲得一種賓至如歸的感受。
六世班禪為乾隆祝壽時，就曾住在承德的避暑山莊；他派遣駐藏大臣、明確靈童轉世和金瓶掣簽製度都在這裏。蒙古王爺們朝見皇帝住在避暑山莊，皇帝接見外國使臣也是在這裏，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存放在這裏，嘉慶和鹹豐兩位皇帝先後死在這裏。總而言之，避暑山莊見證了清王朝幾百年所經曆的風風雨雨。
地不起征。於是，“民始相率以力耕為業”。昌化縣隸屬瓊州府，有黎人居住。以往的地方官以管理黎人為由，選當地“黎頭”為“土舍”，協助征糧理訟。這一製度，弊端叢生：“下之為土舍者，將憑官府之勢以縱谿壑之欲；而上之為官府者，又將役土舍之力以規物產之利也。上下交徇其欲”。陶元淳針對這種情況，“力行清理”，他下令堅決裁去土舍一職，並赴黎人居住的山寨，張貼榜文，使“有冤者得詣縣陳訴”。隨後，“一權量，定法度”，從而解決了土舍之患，終使“黎民樂業”。自到昌化之日起，陶元淳就為發展昌化而勤奮工作，從不稍怠。凡屬他權限範圍內的事，他立即組織去做；凡需報上官解決的，他便積極呈文上官。他經常是白天處理政務，晚間亦伏案不息。僅在任四年，他就寫了《浮糧考》、《論昌化海防》、《籌昌化營汛兵製議》、《上蕭巡撫請抵糧支穀議》、《議昌化縣徙居所城狀》等有關地方行政事務的文章，而且被後人收入《皇朝經世文編》，可見文章之重要。陶元淳到任不幾年，終於以自己的不懈努力使昌化的麵貌得以改變。原來，昌化縣一派蕭條景象，域外“村煙少”，城內居民“僅七十餘家”。後來，生產發展了，人口增加了，“民始知有伏臘宴會之樂，於是聞風歸附踵相錯，城內外屋宇皆新”。就在昌化縣逐漸變化的同時，陶元淳卻因為過度勞累而身體日衰。他原來身體很好，“素強無疾”，可到官後自奉節儉，“節衣縮食，署中嚐至絕糧”，平日吃的就隻是一束韭菜；就在陶元淳身體極度虛弱的時候，昌化縣發生了旱災，他積極組織抗旱，連日不得安枕，缺少足夠的睡眠；為了尊重地方習俗，他親自登上縣東北的竣靈山，祈禱上天降雨，“雨立降”，他卻受寒腹泄，疾病逐漸加劇，不久，陶元淳“竟以勤績卒於官”。陶元淳雖然官位不高，當官時間也不長，但他不遺餘力、鞠躬盡瘁的精神卻使他活在百姓心中，雖死猶生。在他的靈柩運回家鄉，途經瓊州海峽渡口時，遇到瓊州府赴省城參加鄉試的百餘名生員，他們得知是陶公的靈柩，爭相護行，百姓亦主動讓靈柩先渡，無一人相爭。昌化縣人民將永遠懷念這位父母官。
陶元淳為了百姓的安居兢兢業業，疲於奔命，將為百姓的幸福視為自己的第一要務。他以一顆無私的心將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了他所熱愛著的那片土地，不幸積勞成疾，以身殉職。
昌化縣
昌化縣始置於唐代，唐垂拱二年（686年），析於潛縣置紫溪縣，隸屬杭州，現位於今浙江臨安市潛川鎮城後村。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昌化縣改名為武隆縣，同年又複改名紫溪縣，並析紫溪縣另置武隆縣，縣治在今浙江臨安市昌化鎮（曾名武隆鎮）。神龍元年（705年），武隆縣又被更名為唐山縣。大曆二年（767年），唐山、紫溪兩縣並入於潛縣。長慶二年（821年），又置唐山縣。五代梁開平二年（908年），改唐山縣為金昌縣。後唐同光元年（923年），複名唐山縣。後晉天福七年（942年），改名為橫山縣，不久又被改為吳昌縣。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吳昌縣被改為昌化縣。南宋時，昌化縣屬於臨安府。到元代時，昌化縣又屬杭州路。明、清時期，則隸屬於杭州府。民國元年（1912年），杭州府被廢，昌化縣改省直轄。民國三年，設道，昌化縣屬錢塘道。民國十六年，廢道，昌化縣又改為省直轄。
1949年昌化縣解放後，隸屬於臨安專區。1953年，臨安專區撤銷，改屬為嘉興專區。1955年昌化縣劃屬建德專區。1958年，於潛縣並入，昌化縣隸屬嘉興專區。1960年8月，昌化縣並入到浙江省的臨安縣。
和唐張謂韻
（清）陶元淳
道路非難作吏難，一洲鼇背立郊壇。人言瓊管曾開府，我道囚山合掛冠。萬裏親知春夢斷，一生事業暮潮寒。新恩已是投荒處，卻望新恩福地看。如此窮途欲進難，朝天漫上越王壇。跼高不合伸強項，逐裸何須岸大冠。徼外山河逢客醉，心頭鐵石向人寒。長安日下猶言遠，窮海孤臣那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