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現在在南昌，幾十層的高層建築，已經有了二百多幢，它們真是些胡裏花梢的家夥，爭先恐後往身上貼著馬賽克、鋁合金、真真假假的幕牆玻璃，遠遠看去像一件碩大無朋的百納衣。尚不能要求它們為城市展示一種嗬然一氣、又各具特色的美學風格，但卻應該給南昌至少得給市中心的廣場一條明快的建築天際線。可在廣場那被切割得一塊碎玻璃般的天空上，還找不到一條建築天際線；在這一片全方位的文化心理迷茫中，人們也看不見：對於過去的曆史，我們應該珍惜些什麼，可以揚棄些什麼，麵對因為兔起鶻落而更需要披堅執銳的下一個世紀
，江西的位置究竟會在哪裏？
對江西的曆史稍稍有些了解的人，多半都會感喟：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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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正是一個不見硝煙，勝似硝煙的態勢，粵港文化、江浙文化、齊魯文化、湘楚文化、中州文化……都在各自的經濟方麵軍中擊鼓鳴金，咄咄逼人。像一塊魚骨一樣卡在喉嚨裏，咽不下去可又吐不出來的是贛文化。
１９９４年春，決意將其喊出來，並如炸藥包一樣扔去人們迷茫的文化心理上的，是一批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在其後的大半年中，文化人呼喚著贛文化，成了省會裏官方與市民社會都能認可的一道頗為熱鬧的風景。
為走出經濟上的困窘忙得焦頭爛額的官方，大概一直無暇製定於文化發展的總體方略，對此而無法引納，在形式上的支持外缺乏實質性的參與；市民社會能夠含羞草似地感知股市、郵市與菜市場的陰晴漲跌，卻很難感覺一個碩大、無形的蛋，蛋黃是經濟，文化則是懸住它的蛋清，在他們心裏能夠熱烈地投身於這一場呼喚的，都是些用不著考慮企業效益、這個月能不能發得出工資的人。對此，他們在抱著幾分興趣的同時，也就抱有了幾分隔膜……
在這道風景裏，我聽到了不少非常有見地的意見。
比如，恰當、準確的文化描述，有可能直接創造人文景觀，如範仲淹筆下的
嶽陽樓，並促進當地文化特征的形成。不恰當、不準確的文化描述，卻會產生負
效應。建國以來江西人對自己的文化描述就有一個定位的偏頗問題，很多的宣傳部門喜歡說“老區”，習慣說“老區”，“老區”似乎成了四十多年一成不變的品牌標誌。江西文化描述的單一屬性，必然導致贛地文化心態的狹隘封閉，對包涵有青銅文化、書院文化、理學文化、佛道文化等等在內的博大贛文化傳統的切割；而且“老區意識”的長期彌散，於有意無意之間包含了對自身貧困的寬容，仰仗他人扶危濟困時的心安理得，在永不願意落下的一麵“老區”的光榮旗幟下
，很可能在實行的是對革命精神的靜悄悄地消解……
而且，由別人嘴裏喊出來的“老區”，也不一定真意味尊重。我在電視裏見過這樣一幕，南昌台的一名記者采訪中國明星足球隊的啦啦隊，一位頗受觀眾喜愛的女小品演員，儼然是曾在全世界亂飛著的基辛格博士，表示自己倘若時間安排得過來的話，一定會去參加一個多月後在南昌的一場球賽。坐旁邊的一個眯縫著一對小眼睛的男演員跟著馬上說了：我也去。去就去吧。所謂的明星們去給上場的明星們吆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表演，是矯情；與一般的球迷去給自己崇拜的球隊做啦啦隊的那份真誠與癡醉，不可同日而語。年輕的記者卻顯然想從中挖掘出一些豐厚的意思來，趕緊將話筒伸過去：
你為什麼要來南昌呢？
當然要來南昌。我是共產黨員，江西是老區，怎麼能不來？黨和革命的事業在江西有大的發展，希望我來後，也會使自己的事業與生活有大的發展……
這是哪兒跟哪兒呀？如同這類自以為在巧妙放餌的記者很少下崗，這類總嘻笑著的北京侃爺式的麵孔，這些年也沒少在屏幕上晃著。
還有“老表”這一稱呼。
有一說是，在宋代對道士的稱呼叫老表。因贛民間迷信色彩頗濃，以迷信為職業的人不少，故索性以老表為贛人的統稱。但比較公認的說法是，這一稱呼首創於湖南人的口中，因為曆史淵源，贛人旅湘極為頻密，在本世紀四十年代，長沙不過是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贛人卻在這裏為自己的子弟創辦了豫章、廬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學。臨近湘江有一條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當時長沙市裏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錢莊和批發商行的老板，都是江西人……自然，兩省百姓間互通婚姻的很是普遍，彼此間有著姑表關係的人比比皆是。天長日久下來，湖南人見了江西人，便一概稱之為“老表”。許是從曾國藩辦起了湘軍，並威風凜凜幾近打遍天下無敵手之後，這有幾分親密感的俚稱也隨之推廣開來，最後成了國人給江西人注冊的專用名詞了。
當今，這個稱呼咂在嘴裏品味品味，好像已經有了另外的意思。有學者如是說：江西在人們心目中是一個欠發達的農業省，用“老表”這個帶有“鄉下人”色彩的詞稱呼自己，似乎有點有意突出自己落後一麵的意味。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不管我們怎樣努力按原義為它定義，它目前在大眾交往中已成為一個微含譏誚的稱謂。贛地當前最需要的是振興工商經濟，不摘掉這頂將贛人與農業社會扣在一起的帽子，贛人在心理上就翻不了身……
也許，這一說法有些危言聳聽。“老表”隻是一個人雲亦雲的稱呼，許多人跟著喊了卻並不知道它的來曆。與昔日揮舞著的“反革命”、“右派”一類結結實實的帽子相比，它畢竟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人們可以從中發現，贛地的文化人，在有關江西文化形象的評價上，其心理狀態是異常敏感的，而且在敏感裏還透著有幾分脆弱。沒有比一種文化的衰微、乃至隕落，更讓受其滋養、熏陶的文化人焦慮不安、危如累卵的了，於是在一篇文章裏，我看到了一段不應該隻是屬於作者一個人的文字——
該是我們立誌的時候了！
我們要到贛江去，對我們贛人的母親河——滔滔贛江水，我們起誓：
不崛起，勿寧死！
在這道有些似小孩撒尿一樣稀稀瀝瀝，總算是有長長短短的聲音無奈堅持下來的風景裏，我亦有些遺憾。
除了未能夠將知識精英於四麵楚歌中的悲壯一呼，轉換成一場真正震撼廣袤贛地的思想解放運動外，就文化人自身的理性陣營而言，還缺乏強有力的“打擊力度”。討論中，大概是出於善良的打氣，還隱約有這樣的邏輯：因為有著昨日的輝煌，江西便一定能夠獲取明日的輝煌。或者對於江西前景的改變，過度地注重器物層麵的條件。當時，一次性複線的京九鐵路正在江西南北全境內鋪著，其長度占到總長的三分之一。真可謂廬山轉身，梅關回眸，十有八九的江西人，都視就要穿越自己家園的鋼鐵大動脈上，將會隆隆地駛來一個江西百年難逢的曆史機遇。
在這之前我就想，大京九列車不會隻賣單程票，僅售出去的，不售進來的。
倘若走不出去，麵臨的就會是更加洶湧的鐵桶般的圍城；倘若我們新生的還不能壯大，該消亡的還不見消亡，贛經濟的空殼化及贛文化的老年癡呆症，將是難以避免的。那時，自然江西還在中國的行政區劃上，可中國文化的版圖上它已經杳如黃鶴。自然還會有贛人在幹著各行各業，他們在生命質量上，卻不比在鐵路沿線上刨幾根幹蔗、煮一鍋茶葉蛋上車去賣的孩童老嫗高出多少……
以下的這段文字，作為詩歌來欣賞，其想象力是頗有氣勢的——
宋代的贛文化與發生在江西境內的現代中國革命是贛文化的兩個輝煌，這一古一今剛好形成了一個啞鈴狀的文化現象。豫章古城的滕王閣與英雄城南昌的八一起義紀念塔，又是贛文化另一個輝煌的啞鈴。這兩個啞鈴，分別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它由“贛巨人”高舉著，麵對著中國乃至全世界做著擴胸運動。
關於前一個“啞鈴”，宋代的贛文化將放在後文中細說。這裏可以先說的是，現代中國革命在給了贛地以巨大光榮之外，是否也給贛水抹上了一層殘照般的淒愴？
１９２７年鬆濤莽莽的井崗山。
邊區特委開會，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根紅布條，上麵得寫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寫工人，貧農就寫貧農，知識分子便寫知識分子。起初，陳正人心裏頗有幾分得意，他在吉安師範讀了兩年，實際上初中都未念完，在這些膚色黧黑、手大腳大的勞動者中間，就算是知識分子了……一次開會選舉特委書記，一公布計票結果，他當選了，會上當即便像水開了鍋：
“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一個知識分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
結果選了在印刷廠做過學徒的譚震林當書記。此後譚震林老呆在湖南那邊活動，特委這邊的工作還是陳正人幹得多，可他就是沒有“書記”的名分。近四十年後，在“文革”中的“牛棚”裏，當想起這件往事，他如是感歎道；“我們黨在幼年的時候，就很厲害嗬……”
對陳正人還是挺客氣的。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在江西蘇區發生了整肅“ＡＢ團”的冤案和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富田事變，一支開創了橫斷江西半壁江山、縱橫７００公裏、人口４００餘萬的贛西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十軍，從軍長、軍政委到副排長以上幹部，除個別幸存者外，都被自己人處決了，全軍為之覆沒解體。大批地方幹部亦慘遭殺害，僅在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永新縣，據不完全統計，被打成“ＡＢ團”遭錯殺的便有１８９０人。
在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贛臨時省委在各縣設立肅反委員會，在審訊中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殺”。凡是出身不好的黨員、幹部，一律視為“ＡＢ團”分子。凡是字寫得好的人，講話有條有理的人，即被當成“ＡＢ團”給殺掉。半個世紀後，籍貫永新的康克清對黨史研究人員如是說道：
“隻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鋼筆，就被視為知識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文獻和研究》１９８４年第一期）
一股濫殺無辜的整肅狂潮，使整個江西蘇區陷入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地步。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時任贛西南特委書記的陳毅，一次被召去總前敵委員會開會。因他反對搞刑訊逼供，反對憑口供和鋼筆、眼鏡抓人，也被懷疑為“ＡＢ團”。臨行前，他對新婚不久的妻子肖菊英交代：如果下午六點我還未回來，你就快走，去老家信豐藏起來。也許是懾於陳毅的聲威，此次開會他赴的並不是“鴻門宴”，他早早踏上歸途，不料途中遇到白匪襲擊，馬被打死了。他與警衛員繞道步行，直到晚上八時才匆匆趕回興國駐地。而在這之前不久，以為丈夫已被扣押的肖菊英，竟跳井自殺了！陳毅悲憤異常，喚人將妻子的遺體打撈上來，就這麼濕淋淋地抱在懷裏，當眾失聲痛哭……
關於後一對“啞鈴”：滕王閣因王勃一手錦繡文章而譽滿天下，王勃則是去遙遠的南方交趾探望被貶在那裏做小官的父親而路經南昌。這更多的是屬於文學史上的一件逸事，給了南昌一些偶然而杜絕了另一些偶然，比如王勃並沒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才情，或者船過安徽馬當，遇強風受阻，他在此多耽擱了幾日，再來了南昌時，那滕王閣上的勝友如雲、笙歌弦舞已成了明日黃花……
“八一起義”，在大霧彌天的長夜裏，打響了向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當然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必須用大幅金字鐫刻的日子，真正在南昌發生卻不過幾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且其主要人物，大抵都是中國最早投奔了馬克思主義的外省青年。這事件，與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整個城市的第三階層都起來進攻巴士底獄，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這前後兩個“啞鈴”，在未能以現代眼光去勾沉梳理之前，就以為它們一邊托起了贛文化的發軔與發育，另一邊托起了贛文化的凝聚與傳遞。然而，高舉著它們，“贛巨人”是否真能對中國乃至世界做出雄壯的“擴胸運動”呢？
一個超常穩定、十幾年前還超常良好的傳統心理框架，在拒絕外力的打擊上，似乎比抵擋原子彈爆炸時衝擊波的水泥板還要堅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