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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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在天朝大國這遠看還金碧輝煌的大殿裏，種種的尷尬，便猶如一層層的糊牆紙一樣在不斷撕下來。但似乎這大殿後麵緊靠著魯迅筆下的未莊，麵對著火輪舟車，洋槍洋炮，西方世界的宗教和科技對中國的滲透與影響
，阿Ｑ們的姿態當然是：我們先前比你們闊多了，你們算什麼東西！
僅僅是不久前，京城上演的一出話劇裏，有人對日本人說：當初秦始皇為了找長生不老藥，派了五百童男童女滿世界找，結果找到了你們那裏紮下了根，這不，以後就有了你們日本人！又一出話劇裏，有人在提到美國的曆史時說：才二百多年，還沒我們養鳥的曆史長呢……這兩段台詞都博得了滿堂的亮彩，比十全大補膏還要補的笑聲！無須列舉了，在有著豐富曆史土壤回應的一百多年前，阿Ｑ們的說辭更會美侖美奐，他們是化解中國一切尷尬的心理大師。
隻有在這一天之後——
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欽差大臣耆英、伊裏布去了停在南京江麵的英艦皋華麗號，在全部是由英國人擬定的條約上，蓋上了自己的關防並親筆畫押。僅僅在幾天之前，道光皇帝在收到了耆英關於英國人漫天要價的奏折時，還朱批曰：“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難言！”
《南京條約》簽訂了，十朝古都保全了，英軍撤退了，一場前後打了兩年的鴉片戰爭結束了。一名英軍軍官在自己日記的結尾，用大寫字母寫了一句：
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ＢＹＡＷＯＭＡＮ。
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被一個女子（指女王）給征服了！
中國人才有了靈魂撕裂的大不安，才有了深入骨髓的切膚大痛。
死於《南京條約》簽訂前一年的浙江人龔自珍，描寫當時自己的心情是，“履霜之，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飄搖，痹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他已經預見到神州大地山雨欲來：“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矣。”（龔自珍《尊隱》）
還可以提起的是一個江西人，名叫陳熾。
在今天倘若提到江西瑞金，大概所有的人都會想起它是當年中華紅色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可能極少有人，也包括江西人乃至瑞金本地人知道，就是在這片後來被稱之為“紅都”的偏遠小縣，卻誕生了近代江西打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便是陳熾，字次亮，又稱瑤林館主，曾任刑部郎中、軍機處章京甚久。他遍曆沿海大埠及香港、澳門，留心當世之務，梁啟超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弟在此新交陳君次亮熾。此君由西學入，氣魄絕倫，能任事，甚聰明。與之言，無不懸解，洵異才也。”（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
陳熾在１８９３年寫成了“乃探綜合古今中外全局”的《庸書》內外百篇。在這部煌煌大著的自序裏，他回憶起早年在家鄉老人那裏聽說了英法聯軍攻掠北京時的沉痛心情：“熾束發授書留心當世之務，自髫齔至於弱冠，聞長老述庚甲之變，亦常流涕太息，深惡而痛絕之。”
…………
正是誌士仁人們靈魂撕裂的大不安，才一並撕開一個外麵富泰、光滑而裏麵卻有著百年黴爛、晦暗的巨大的蠶蛹，從而導致了必須富強唯有富強的觀念，閃
電一般戰栗於中國的夜空；
正是中國人普遍地有了深入骨髓的切膚大痛，一個慵倦慣了的身影才站起來，又腳步沉沉地走出未莊，走到一張民族命運的桌子前，扔出了第一張牌——戊戌變法，這張牌開始了將一個舊時代陷於稀裏嘩啦的多米諾骨牌的進程。
雖然對現在的江西來說，不存在著民族危亡問題，卻存在著文化危亡問題。可在牢騷、沮喪或是麻木、迷茫之外，什麼時候，贛人有過如此的靈魂大不安和切膚大痛呢？
打擊它，進一步打擊那個傳統心理框架。
可這並不是一場可以隔山觀望、無關自己痛癢的炮火，對贛地的文化人而言，這也是一場向著自己傾泄的猛烈炮火……
還記得在拍於“文革”前的故事片《英雄兒女》中，那遮天蔽日的硝煙裏，誌願軍戰士王成對著報話機呼喚“向我開炮！”的鏡頭。
《錦緞包裹著的軟墊》
似乎能夠這樣說，當神州大地的政治、文化中心均在中原的皇天厚土時，江西成了一塊錦緞包裹著的軟墊，經濟上已經得到深度開發、遠比北方繁榮的南方，伏在這塊軟墊上端恭地叩拜著中原的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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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隻有去浩如煙海的古代詩文裏，才能觸摸到宋時月兒彎彎照豫章城頭的贛地，還有明時馬蹄聲聲踏破梅關晨霧的江西。
在這兩個朝代的詩文中，江西常常是一派悠然的田園風光，讓一位位高山流水的行吟詩人，卸下了滿肩的風塵——
稻秧正青白鷺下，桑椹爛紫黃鸝鳴……
泥行扶犁吒新犢，野燒筍炊香粳……（陸遊《小憩前平院戲書觸目》）
芳林不斷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綠……
暑風泛花蘭芷香，秋日籬落明青黃……（範成大《清江道中橘園甚夥》）
誰家寒食歸寧女，笑語柔柔陌上來……（辛棄疾《鵝湖歸病起作》）
我家江南摘雲腴，落霏霏雪不如……（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
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蘇軾《贈王子直秀才》）
稻穀，桑麻，茶葉，柑橘……還有山嵐與天籟隨四季變迭的豐富色彩，將一個江西滋養得精血飽滿。北宋每年由東南六路漕運大米６００萬石給京都，其中江南西路居第三位。到了南宋，“惟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以此知本朝取米於東南者為多。然以今日計，諸路共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則江西所出為尤多。”（宋·吳曾《能改齋漫錄》）
考慮到兩宋時期，饒州、信州、南康軍還屬於江南東路，加上這幾個州的稅糧，江西應該與兩浙路不相上下。宋徽宗崇寧元年，是１１０２年，這一年裏作過一次統計，全國戶口總數為２０２６萬，其中江西則是２０１萬，均約占十分之一，為全國之首。到了明代，江西人口開始次於浙江，居全國十三個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交納給中央的稅糧超過了浙江。
在雲錦一樣拂蕩的窯火前，在打造舟船的工棚裏，江西也是一個汗光閃閃、胸背上的肌肉一塊塊紫銅般飽綻的漢子——
宋景德元年，即１００４年的一天，真宗的視線跨越千山萬水，落在了一個屬饒州浮梁縣名叫昌南的小地方，他欽命此地建鎮，名為景德鎮。從此，西方人
關於古老而又神秘的東方的遐想，就孕育在這裏一片片“色白花青，光致茂美”有“饒玉”之稱的瓷器上，在彼岸，他們握著鵝毛筆寫下的關於此岸的第一個詞，是“ＣＨＩＮＡ”，即是“昌南”的音譯，後來以此作了中國的稱呼。到了明代，“天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餘嚐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明·王世懋《二酉委譚》）這時期的景德鎮瓷器，便如本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電器，不但在中國境內，上至皇宮貴族，下到市井之民，而且在世界很多地區，都流光溢彩地登堂入室……
江西的精血飽滿，還在於北宋，她處於中國南北向的一條大動脈——連接中原地區與嶺南地區——的中段，南宋定都臨安（今杭州），她又處於溝通東西的一條靜脈的要衝，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版圖上，這是一個罕見的黃金交叉點。前一條動脈上，廣東南雄至江西的大餘，為９０公裏曠穀間的坦蕩陸路，爾後接章水，經贛江，出鄱陽湖，沿長江而上運河，便能一路北上。水路，自然成了皇朝的生命線，雖然還談不上是一個海洋民族，但那時人征服水的賁張力量，足以讓人感到在日後真正麵對海洋文明的挑戰時，江西的勇氣大大地式微了。在洪州（今南昌）、虔州（今贛州）、吉州（今吉安）、江州（今九江），官營作坊製造供政府所需要的戰船、使船、漕船，民營作坊製造商船、遊船等。供內河航行的船隻裏，有的高達十餘丈，深三丈，有的載米重一萬二千石。而遠涉重洋的海船，到了南宋其規模是北宋的幾倍。宋仁宗時，僅虔州、吉州兩地的造船量，便占到了全國總量的３８.８％。
在清代中期以前，將中國人對於世界的觸摸推進到最為廣遠的，不是沿海地方的什麼人，竟是來自內陸腹地、說著一口南昌話的航海家汪大淵，元代至正初年，他兩次乘這樣的遠洋大船，到了台灣、東南亞和非洲，回國後，他撰寫了一本著名的書《島夷誌略》，至今該書還是人們研究十四世紀中外交通史的極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宋明兩朝間，江西不但對於文人，滿目的田園風光可以卸去旅途的風塵，頻繁地來往和湧流的信息，能夠激勵或是慰藉他們那顆總是顯得多愁善感的心；贛地對於商賈來說，在流水般嘩嘩淌著的金子銀子眩目的光圈下，也是他們能夠舉行一場生命歡宴的所在——
明萬曆二十三年，即１５９５年４月的一天，已在廣東的肇慶和韶州住了十二年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著兩名隨從，由大庾嶺進入了江西境內。他看到，從此到大餘不足百公裏的道路，用磚石修砌得頗為壯觀，下雨時並不粘泥濕腳。“大道兩側建有不少別墅、民房和旅館”，“路上行人不少，約有兩千以上”，“有的肩負著行李貨物，有的用牲口馱著”，還有“大型車馬，可載人，也可載貨物”。在小鎮南安登上了順贛江而下的小舟，他驚訝於“河橋為活動的，可以開關。當有船要通過，便把橋打開，完貨物稅後，便可繼續前行”。一路上，“江中民船無數，好像有什麼商展會似的，熙熙攘攘，絡繹不絕”……（《利瑪竇書信集》）
吳城鎮，也是一個可以描述的地方。它位於贛江、修水交彙鄱陽湖之處，下可由贛江及其支脈，通達全省８０％的地區，上可假鄱陽湖而入長江，抵達皖、蘇、浙、鄂、湘等諸省。這裏，大舟如山，萬商輻輳，可謂“貨聚八閩川廣，語雜兩浙淮揚”。贛地的漕糧、瓷器、紙張、茶葉、木材、麻紡布，以及銅、鉛、錫、鐵等礦產和一包包的銅錢，皆由此外運，宋代的江西已是全國銅礦開采、銅錢鑄造的最大基地。由粵閩，或由東南亞經廣州而來的食鹽、蔗糖、海產、百貨、犀象、香藥……則在這裏中轉疏散去省內各地。曆宋而明，其全盛期在清代的康乾年間，全鎮有人口７萬餘，碼頭８座，每天停泊的船隻多達千艘，有“裝不盡的吳城，卸不完的漢口”之譽，與當時天下人幾乎無人不知的景德鎮、樟樹鎮、河口鎮一起，被並列為“江西四大鎮”。
似乎真應了阿Ｑ先生的那句名言：我們先前比你們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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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存在著一個誤讀的可能。在宋明兩朝，江西經濟的長足發展，無疑走在了中國的前列，但這並不意味贛地也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
普通百姓，尤其是農民生活依然困苦。一邊是經濟繁榮，一邊是人口過剩，以宋神宗元豐三年，即１０８０年為例，這一年官方統計到江西在冊的總戶口為１３６萬戶，其中客戶（外來戶）就占到了３６.２％，而臨近的兩浙，客戶的比重不過２１％。人口過剩刺激了豪族大戶對土地的兼並，無地的農民竟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為解決土地有限而人口過剩，一個通常的辦法，是進山裏開墾可耕地，不說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能夠向地老天荒要出些地來，也是非常有限的，就是真花明柳暗，蛙鳴稻香，有了點氣候，統治者們總要想辦法將他們再逼出來，唯恐後者“聚嘯山林”。在贛地沿用至今的一些山區縣名上：奉新、靖安、武寧、銅鼓、石城……我們不難看出在一次次武力掃蕩之後，統治者們永遠懷揣的一顆滿是祈願的羸弱之心。再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便是所謂溺男、溺女、洗兒、淹兒了，這一殘酷殺害嬰兒的習俗，自宋迄明，一直在贛地農村地區很為普遍。
更讓百姓遭罪的，還有官府的繁役重賦，藩王世家、鄉紳豪族的蠶食鯨吞。前者，如南宋偏安，對金戰爭軍費浩繁，眼皮底下的江西被當成了一頭可以祭大纛的肥羊，“於是郡縣橫斂，銖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貨下》）後者，如明朝封在江西的藩王有寧王、淮王、益王，三府中寧王府為害最烈，益王府為害最久，淮王府中，流氓惡棍者尤多。三府男女成員，繁衍至世宗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後期，每年所需祿糧折銀１１萬餘兩，均由江西十三府人民負擔，此外，還得攤派“冠服、婚喪、屋料屑瑣，不啻米鹽，而往往乞請不已也”……（參見許懷林《江西史稿》）贛人期待脫貧的手段，大抵有三——
一是“下海”從商。
有論者注意到，江西商幫，即官私撰述裏所稱的江右幫，其成員的構成，與中國曆史上晉商、徽商、寧波商等著名的商幫都不一樣。人口過剩的結果，便是流民的運動。明太祖洪武年間，已見端倪，到了明神宗萬曆六年，江西便銳減了２２萬戶，２２４萬人口。這些背井離鄉的人們，相當一部分又掘出了一口口新井，仍以稼穡為業，在鄉音漸漸消彌之處，來自田野的風，漫過那些世世代代都布滿溝壑的黧黑的臉膛，吟唱著“鄉間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井文化的歡樂頌……
也有許多人在流徙過程中，開始做起了買賣。他們沒有讓歲月湮沒家鄉的那口井，他們卻背離了祖業。明清的江右幫裏，有７０％左右的商人原是家境貧寒的農家子弟。據近年來研究江右幫的資料，幾乎大多數江西縣上都有一批在外經商的人，最為突出的是豐城，“商賈工技之流，視他邑為多。”其次是撫州人與南昌縣人，“遠出經商亦習以為常”，有“行旅達西裔”者，有“棄妻子老死不歸者。”在讀書人和官宦出得多如牛毛的吉州，外流謀生居然也蔚然成風，明代的名儒顯宦、吉水人羅洪先曾說“吉郡地雖廣，然生齒甚繁，不足以食，其人往往業四方，歲久不歸”，尤以吉安縣人“商賈負販遍天下”……
二是“多設智巧挾技藝，經營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