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智巧”、“技藝”，指的是堪輿、星相、醫卜或做小木一類的手藝，其中在國內最富有影響的是堪輿之術，即俗稱的風水先生。也許因為江西地處“吳頭楚尾”，楚、越文化共有之淫祀巫風，必然會在贛文化中有所回應，而張天師又在贛東北龍虎山開出了道家新的符篆派，即以畫符念咒、驅鬼辟邪為主的天師道；也許因為江西民俗“好訟”由來久遠，早在北宋時，在虔州、吉州、袁州（今宜春）等地方，走在街上、鄉間，多見村夫野老、走卒販丁者流，將一支筆插在耳背或是腦後發髻上，他們倒不是要張揚自己的肚皮裏有多少“子乎者也”，因為士大夫們用不著隨身帶筆，真要用了自有仆役一邊侍候。他們帶筆，為的是方便訴訟，出門若碰到件什麼糾葛麻煩，立馬就能拔筆寫成狀子，遞交官府。被士大夫們睥之為“珥筆”、“簪筆”的升米之民，竟讓官府老爺們大大頭痛了，北宋真宗景德年間，做過袁州知州的楊侃如此歎道：
自皇宋削吏權而責治術，天下之郡，吉稱難治，而袁實次之。何者？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為業。故其巧偽彌甚，錐刀必爭，引條指例而自陳，訐私發隱以相報，至有訟一起而百夫係獄，辭兩疑而連歲不決……（光緒《江西通誌》卷六十七）
既有淵源流長、揉雜眾方的信仰，又在一場場“巧偽彌甚”、“錐刀必爭”的訴訟中獲得了實戰鍛煉，一些贛人的那張被南昌話裏稱之為“賣狗皮膏藥”的嘴，便穩穩地成了江湖上堪輿術的主流嘴。翻翻“三言兩拍”、《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說，裏麵寫到的道士、算命先生、風水先生，大抵上都是江西人。在今人創作的長篇小說《曾國藩》中，也有一位姓陳的道士，雖神龍見首難見尾，有可能忽略過去，但隻要仔細看，便會發現此人兩次應邀進了曾國藩的官邸，因遙測星相預言戰事頗獲後者的青睞。作者在五湖四海中，獨獨將陳氏的籍貫定在了江西，大概也有著一定的史料依據。
江西的風水先生在一些地方可能是“集團作戰”，勢力大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幾年前有報道說，在湖南嶽陽發現了一個張姓村莊，係由早年江西的風水先生移居此地而成，村裏的整個建築，排列得像一副讓外人進去了卻出不來的八卦。明清時期曆朝皇帝都信奉風水，尤其看重墓地堪輿，往往草澤民間見縫下蛆的江西風水先生，一下就堂而皇之地成了國寶，他沿羅盤看下去的視線，片刻間便劃定了一個王朝的氣數命脈……
著名的明十三陵，堪稱是堪輿術的經典作品。打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就派員四處尋找自己和未來皇帝們永遠的“天堂”。先看中的地方是口外的屠家營
，可進了屠家出不來的就是豬了，偏偏“豬”、“朱”同音，咱大明皇上姓的就是朱，是為凶兆。接著昌平縣西南山腳下的一片平疇，被視為吉壤報了上來，可日後再審，好似香噴噴的幾顆花生米吃進嘴裏，又咬到了一顆臭仁，附近發現了個叫“狼兒峪”的村子，“豬”旁有“狼”，豈不朝不保夕？再逡巡良久，位於西郊的燕家台撲進眼中，前頭兩回失算，惹怒龍顏，不敢造次，反複秤量，終察覺“燕家”兩字與皇帝駕崩稱“晏駕”同音，如是用了豈不有詛咒聖上之嫌……
最後，禮部尚書趙羽工保舉了一個風水先生來，後者看中的地方在昌平縣北麵的黃土山，這裏山環水抱，東、西、北三麵為蒼鬱巍然之峰，南麵是一條河流
，河南小山兩座，恰似“青龍”、“白虎”守陵，整個地貌既氣勢非凡，又蓄勢藏風，堪庇蔭王朝萬代基業。那天朱棣的臉，一定笑得像淡淡的秋風中披離的金菊，隻嫌“黃土山”一名太俗，改名為天壽山，於是打朱棣起，在這裏排著隊葬下的１３個皇帝中，明代有了近三百年的壽命……奉獻出了這個依然在山水間靜靜地與本世紀蒼茫暮色共存的經典作品的人，叫廖均卿，正是江西人。
三是考科舉走仕途之路。
開端於隋朝的科舉製度，堪稱是封建國家機器內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雖然皇上還是天命神授，世代相襲，卻衝破了少數豪族等門閥勢力長期把持各級政權的僵死局麵，造成了社會上層與下層的相對流動。於是，也成為最佳的一種脫貧手段，既避免了種田吃苦，經商難堪或是囊空如洗，一旦金榜題名了又能行上大遠，光宗耀祖。當然，這也是最難走的一條道路，可在這條崎嶇的小路上，好像從古到今，都波瀾壯闊執著不拔地走著世世代代的贛人，自然今天不叫科舉，叫高考。
那份執著由此可見一斑：在被稱之為“千古一村”的樂安縣流坑，據村中大族董姓族譜記載，從明洪武至萬曆的二百餘年間，該族獲秀才以上功名的為４８人，但其中僅一名進士，而宋元兩代，流坑共有３２名進士，到了清代則幾近削了光頭。多虧了一個叫董光乾的老人，以老眼昏花、齒落牙搖之軀，日日拚搏於青燈黃卷之中，年年輾轉於雨潑雪澆的赴京之途，終於在他九十九歲上，同治皇上為其年邁誌堅所感，特恩賜他進士出身，並授四品翰林院編修，時號“賞老翰林”。董光乾卻還沒有創下清代恩賜科名年長者的最高紀錄，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江西百歲老人李煒進京會試，“著賞給國子監司業銜。時天下年老應試，序齒無出李煒上者”（光緒《江西通誌》卷三十六——《選舉表·恩賜》）……
老翁如此，孩子亦然。宋神宗元豐七年（１０８４年）四月，江西饒州（今上饒）年僅十一歲的朱天錫赴京應童子科。考試那天，從七種經典裏各選出五篇要他背誦，他麵無懼色，口若懸河，竟無一字漏錯。幾天後，神宗親自接見了他，賜進士出身外，又獲賞錢５萬。同年十月，他的堂兄、隻比他大一歲的朱天申到京應試，又震動了考場和禮部，朱天申能背出在十種經典裏各抽出的十篇。神宗叫來宮中，親試這孩子的本事後，更是一番厚賞……朱家一下福從天降，蓬蓽生輝，引來饒州人人翹首，萬戶效仿。孩子還隻有五、六歲，不過剛認識幾個字，大人們便要他們去背五經。孩子坐不住，童心總被這枯經外的鮮活世界吸引，好些鄉裏用了同一個法子來對付孩子，好像抗戰時整個華北平原都用地道戰地雷戰來對付日寇：大人將孩子放進一個籮筐裏，再將籮筐吊在大樹上。能夠背熟一篇，便放下來吃飯喝水，背不出，就由其像蟬一樣去餐風飲露。據葉夢得《避暑錄話》裏說，在饒州，這樣被調教出來日後做了“神童”的也有，但更多的孩子被逼成了木頭人，甚至活活給逼死。
其壯闊波瀾，以蠡測海，那蠡可見於利瑪竇１５９７年９月９日寫的一封長信。此信裏，在介紹到中國科舉製度時，他描述了當時正在南昌舉行的鄉試的場麵：“人山人海，考生都帶著傭人和書童，應考的秀才多達二萬……街道為之充塞，連走路也不可能。”利瑪竇以為科舉製度是一種“公平競爭”：考場“四角有了望塔，監視一切動靜”，考生交卷後，“使謄錄把所有考卷重抄一遍”，其上不存考生姓名，由此“所有房官或大主考想偏袒某生也不可能”等等。（《利瑪竇書信集》）
這些年的高考，刺激得形形色色的補習班、強化班，蟻群一樣麇集在各地中學的寒暑假裏，它們的頭上是一片漫天大雪般飛舞的人民幣；宋明兩代如此壯觀的科舉隊伍，在江西也招惹出一派林林總總的官學私學，它們是否也是奔白花花的銀子而來？好像不是，起碼對於官學來說不是。
北宋中期，在州縣開始有了官辦的學校，很快這類學校發展到了八十多所。
一般情況是，學校置有學田，歲收租穀以為辦學之資，以及生員日後赴省赴京應試的旅差費用。安仁縣，就是１９５８年毛澤東在聽說此地消滅了血吸蟲，而“夜不能寐，浮想聯翩，遙望南天，欣然命筆”的那個餘江縣，即使是在今天，該縣在江西也算是個小縣，可那時的縣學之經濟實力，便有“土田五千三百餘畝，為錢一百六十四萬有奇，歲收約官斛四百石”，大概會讓今天餘江縣的老師和畢業生們心向往之的，它還能做到“安仁至京師數千裏，自是赴功名之會，俱無裹糧之憂。”（光緒《江西通誌》卷七十一）看樣子，通過“學田”，官辦學校裏的學生享受到了人民助學金製度。而官府，似乎早在一千年前就有了今人們的覺悟——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窮不能窮了教育。
為學術界一致公認的，還是始建於江西也在江西發達的書院教育。
書院一般為私立，或是由鄉紳大族創辦，以供本族子弟讀書為主，也吸收外族學子。在樂安流坑，據董氏族譜記載，明萬曆時有書院學館二十六所，清道光時有二十八所，桂林、心齋、樽齋、環山、雪峰、蓉山、子男……麵積不過３.６平方公裏的一個村莊，竟書院犖犖，書香盈屋，書聲潑天，其情狀為“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洪邁《容齋隨筆》卷五）。
書院或係名官顯學之士創立，如朱熹在南康軍知軍任上，於一片榛莽中重建了白鹿洞書院。一度閑居老家金溪的陸九淵，在林茂泉清的象山設“象山精舍”，他病卒後，經其再傳弟子奏請，宋理宗賜額為象山書院。朱陸兩人皆為各走一峰的理學巨擘，兩院自當名聲大噪：前者由朱熹親自製定的院規，及其教學模式，被天下諸多書院視之為圭臬。後者，生活學習條件異常艱苦，沒有課堂宿舍，陸本人僅居一方丈大小的草堂，弟子們則以此為中心依山勢高低各自結廬，自帶書外還得自帶糧來。但陸九淵在此講學的五年裏，經他解惑授業的弟子達到了數千人……
此外，頗有些名氣的還有濂溪書院，鵝湖書院，白鷺洲書院，道源書院，懷玉書院，以及建在南昌的東湖書院。根據１９８７年江西省文化廳和原江西大學
曆史係的一次聯合調查，自唐至清，江西有書院１０７１所，數量居全國首位。尤其是宋代書院之林立、學規之完備、影響之深遠，更顯示了江西的確是中國古
代書院文化的碩大母腹。
在宋明兩代，雖說贛地還稱不上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可不管怎麼說，卻是贛人臉上溢滿了風光的年代。
套用今日的話來說，雖不是“經濟特區”，卻已是“文化特區”──
在王朝社會裏，看一方地域文化和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測度，就是看其科舉取錄、為官入仕的統計。唐代，江西共考中進士６５名，狀元２名，居全國前十位。到了宋代，共考中進士５４４２人，狀元１２２人，至南宋時已飛遞為全國第二位。同時，根據專家從二十四史中的人物籍貫統計得出，《宋史·列傳》裏列入贛人２１９人，占全國第一位，明代稍遜，卻也占有第三位，贛人姓名在《明史·列傳》裏隨處可見。這些金榜提名者，有許多披紅掛紫，成了朝中重臣。在吉州的吉水，有“一門三進士，三裏五狀元，十裏九布政，隔河兩宰相”的陣勢，在樂安的流坑村，兩宋期間，伯叔子侄，昆仲鄰裏，援朋引類，呼之欲出，上至宰相、尚書，下到主簿、教諭，竟達一百多人。而明代，則有“翰林多吉水，朝仕半江西”的說法了。自己就當了宰相的歐陽修，在東京的官邸裏也曾遙望南天，隻見一片俊彩星馳，紫光閃閃，不禁吟哦道：“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才賢”……
利瑪竇像是充分注意到了贛地的“文化特區”特色。
既想到中國來傳播教化，又想到東方文明裏探驪取珠的利瑪竇，在廣東呆了十二年下來的感覺，大概像是一條悶在了河灘上的魚。這條魚，心目中，最理想的路線是經贛江、鄱陽湖到長江，遊去南京，或者再遊過大運河到北京。不知其時有沒有《保密法》，當１５９５年５月裏，魚兒終於翩翩地遊到了南京，找到了舊日的好友——原任廣東兵備道而現在在某部做侍郎的徐大任時，前者一下明白了，一條西洋魚，幾近一個辦法能夠在南京呆下來，那便是做成味美的魚湯。神父不得不退回去了，退到了他的一位學生與好友早就向他推薦的一個城市——南昌。６月底的一天，透過迷蒙的煙雲，站在船頭的利瑪竇喜悅地看到了夕照下美麗的滕王閣。從此，他一氣在這所城市裏住了三年。
“南昌是江西省的首府，較廣州更漂亮，更高尚，出了不少文人，人人有禮，性格也好，房舍美觀，街道寬廣又直……”“四周皆為綠色的平原”，“它的麵積以我的看法較翡冷翠（注：即佛羅倫薩）大兩倍，文風極盛，不少文人官吏出生於此”。南昌街頭可見許多雕刻的美侖美奐的牌坊，按中國人的習慣，“凡家中有出任高官者，在其誕生地建立牌記”。而此間的牌坊“比比皆是，幾乎無空間可以再樹了……”（《利瑪竇書信集》）
7
許是史書上的一個故事，讓朱元璋讀得心裏怦然一動：
南宋初期，宋高宗、秦檜決意向金乞和。官職並不高的贛人胡銓上書，請斬秦檜等三人的頭，稱其為“竭民膏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宋高宗大怒，以“狂妄凶悖，鼓眾劫持”之罪，將其革職流放到嶺南、海南島，長達二十多年。秦檜死後，胡銓結束流放，孝宗即位，才恢複官職。可在朝中又討論和議時，在場的文學侍從和諫官共十四人，其中一半人主和，近一半人依違兩可，持反對議和的唯有他一人。胡銓為社稷民族而半生磨難終身不屈，廣為天下所知，他彈劾秦檜的奏疏，江南一帶雕板傳誦，金朝也偷偷派人來購買，終感大宋有人而不敢輕舉妄動。
明太祖獲天下後，贛人當給事中的特別多，給事中是專門給皇帝提意見、又被授權監察文武百官的諫官，頗有些像那時專抓“反腐敗”的“中紀委”。為此，贛人常被稱之為有“強項”，即脖子硬。朱元璋本是個卸磨殺驢的主，可有時也歡喜在曆史的舞台上演幾出“一沐而三握發，一飯而三吐哺”的小品，因此讓你脖子硬，你就硬，若要你不硬，你的頭就得低著。所謂官場，就是一個文人向官僚的轉化過程，打通俗點說，就是在皇帝老子麵前得掌握好的“強項”與低頭的尺度。
又是一個贛人的解縉，可謂學富五車，才高八鬥，毛澤東的一篇文章中，引用過他的一副對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他１８歲上參加江西鄉試，獲第一名解元，次年又與長兄、妹夫在京參加會試，同榜登第，一時轟動了京師。當他被授官中書庶吉士，得以侍從於朱元璋左右時，民間傳說比一張飯桌高不了多少的他，卻毫不萎縮，瀟灑、自負而又疏狂，以為堂堂大明需要自己如廊柱般站在這裏斫弊匡正，沒有半點想到自己不過是一出小品裏的一件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