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剛一個月，地點在宮裏的大庖西室，朱元璋向解縉談了一會時政後說：“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下去後，解縉當天便寫好一封萬言封事上呈，他批評朱元璋“用刑太繁”，文中為後世創下“國初至今，將二十
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的名句。解縉又規勸朱不必去讀《說苑》、《韻府》一類雜書閑文，應該重用士大夫進行以儒學為核心的修書，以平息一些知識分子們私下“士不為君用”的牢騷……這就是著名的《大庖西室封事》。明太祖對其見識和封事裏飛揚的華彩表示了讚賞，同時也在朝廷上樹立了一個直言時弊的勞動模範。
解縉更想穿皮相之論，作黃鍾大呂之聲，先是獻上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太平十策》，他以為若要安邦治國，得在諸多方麵改弦易轍。這已經犯了一個大忌，是按皇帝的願望來治理國家，還是按你解縉矮子的麵貌來改造朝廷？接著他替工部郎中王國用起草奏疏，為李善長所謂“佐胡惟庸”謀反鳴冤叫屈，此公當年與朱氏同一心，出萬死，朱氏得天下後，被封為韓國公。良弓藏，走狗烹，這是人人不說、但人人心裏雪亮的事情，他卻要哪壺不開，提那壺了。
不久，解縉又代同官夏長文草疏，彈劾其上司都卿史袁泰。大概是因為奠定明朝基業的關鍵一仗——朱元璋大戰陳友諒，是在江西境內打的，明太祖對贛地民間好訟之風有些了解，洪武十五年，他曾命戶部榜諭江南，內稱：“進來兩浙江西之民，多好爭訟，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輸租，有丁而不應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現在這“愚亦甚”的陋習，居然被解縉搬來了朝廷上，處處代人草疏，事事口誅筆伐，上司不在眼裏，皇上亦屢加拮問，對現實瞪著一副牛眼，已成了曆史塵灰的也要伸進一條腿，無疑即便是對現代的統治者而言，這也多半犯下一個大忌……
為王國用起草的奏疏，真是一篇極為精彩的辯詞，在結尾處，他寫道：
李善長已死，但“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今
尚如此’，臣恐四方解體也……且臣至疏淺，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聖朝，而無諫諍之士。”（《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國用論韓國公事狀》）
一個好打抱不平、敢於佛頭著糞不惜甘就鼎鑊的書生形象，可謂躍然紙上！難怪打“拗相公”王安石起，世人對於贛人的印象中便有了“執拗”一詞。明太祖心裏一定七上八下，可終究沒有讓自己樹的這位勞動模範胸前的那朵花開去腦門上，他要解縉隨父還鄉，“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這自然是一張空頭支票，可在若幹年後，一個機遇居然為他兌現了這張支票：
雖然在這之前，解縉孤淒過，謫貶過，沉默與碌碌無為過，但在史稱“靖難之變”即藩王朱棣奪位登極成功後，在南京的仕林裏他卻有了清白之身，永樂年初成祖成立內閣，閣臣開始參與機務，內閣逐漸成為明朝的權力中樞，解縉以進內閣第一人而名載史冊。有幾年裏，凡“大製作”，皆出自於他手。有時半夜他也被叫進宮中，已上床就寢的朱棣賜坐榻前，告以機密重務……
他應該珍惜這遠比勞模更高、更實在的地位，在還鄉那冷雨敲窗的日子裏，他也檢討過自己“率易狂愚，動遭謗毀。”但宛如幾百年後一個偉人的眼裏——知識分子好像永遠不能脫胎換骨，不能得“道”一樣，一個浪漫無羈的文人的解縉，總是壓倒了一個想謹小慎微做官僚的解縉。他的敢作敢為、好動好說，總像冬日蕭條的樹枝，在春天的氣息裏一下浸過水似地膨脹開來：
例如，永樂二年，這屆的一甲進士，狀元曾是永豐人，與解縉有舊。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簡，既是曾的弟子又是解縉的同鄉吉水人。二甲進士的第一名楊相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為吉水人，第三、第四名，加上前麵的這五位，即本科前七名進士全出自於江西吉安府。而這一次主考會試，不久又擔任廷試讀卷官之一的，正是解縉。自然解縉是否漏題了的狐疑沸沸而來，還有傳聞說他在考前便答應了讓曾奪魁……他淡然一笑，對瓜田納履李下整冠，全然不放在心上。還有比這更嚴重的事情——
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丘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
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本來這場立嫡之爭，與解縉幹係不大。皇二子朱高煦長得峻峭彪悍，勇猛善戰，在“靖難”中征戰有功，且多次解救其父於危難，當時朱棣便向他透支了這番意思。極想擁載他為皇儲的還有，以丘福為首的靖難武臣們所形成的一個軍人集團。皇太子朱高熾，體胖性仁，有儒雅之風，愛和文人們泡在一起吟風唱月。首勸明成祖立太子為儲的是兵部尚書金忠，靖難期間金輔佐太子居守，對其仁厚之心有所感應，此外還有一班文臣，他們強調的是王朝政治裏立嫡以長的傳統。
對解縉來說，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作為文人才子，他顯然不願效力於一個“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的朝廷；可公開支持太子為儲，在逆拂了成祖的夙願，又開罪了那個因靖難而頭角崢嶸的軍事集團的情況下，便等於為日後的仕途埋下了一筒火藥。解縉最終不能不作選擇，但他昔日長期遭貶在外地，與高煦、高熾談不上有多少曆史淵源，雖人在中樞，這事上卻可暫退幾步，待大局明朗後表態，或者做個呢喃幾聲的鳥兒，在他人的喧囂裏埋沒掉，盡量將風險釋放到最小的程度。
然而，解縉的表現讓史家們目瞪口呆了，當金忠將立儲之爭一事告訴他時，這事還大抵處在大相無形、大聲無音的時候，已年屆不惑的他頓時做了熱血青年，其態度之鮮明，其遊說之頻繁，一下讓金忠退為了二線，自己則成了高煦、丘福等人梗在喉嚨裏的骨頭，紮進腳板上的雞眼。後者隨之將解縉之議在朝中傳播開來，並在成祖麵前告了他“泄禁中語”，本來就心境懨懨不快的朱棣，一下發作雷霆之怒……
不僅僅是解縉的境況，曆史上很多文人都是這樣，一方麵指點江山，臧否滔滔，自以為字字珠璣冰釋了黑暗，句句劍戟捍衛了公正，真理因之昭然於天下，方圓因之井然於紅塵。另一方麵，率性而為，胸無城府，有著幾分孩童般的可愛，仿佛早上開門見一派清純晶瑩的雪地，誰也舍不得來上麵踩上一腳，自以為憑著這單純與可愛，上帝便注冊了自己有不會被人所暗算的特權。
其實，他們的良好感覺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如來佛的巴掌不翻過來。他們的“劍戟”在不斷地戳出別人的漏洞之時，多半其不拘的小節，還有沿途那巫師一般狡黠的笑幕，也一路布下了他們一個又一個的漏洞。這些漏洞，暫時還是一地的雞毛，似乎沒有誰想到要撿起來，用去什麼正經地方；但那個巴掌一旦翻了過來，這些漏洞，便落葉一樣紛紛刮去了他們的身上，既像是一百張嘴，它們再怎麽顫動如羽開合似風，也無法將主人推出困頓之境。又像是一副軟遝遝癱在地上的破爛漁網，毫無防禦力的他們，說倒就倒了，而第二天的黎明，紅彤彤的太陽又升了起來……
解縉先是被趕出內閣，命其主持編撰《永樂大典》。接著，遭貶黜為廣西布
政司右參議，可能隻身一人剛到任上，又被誰暗掃一腳，命他去更偏遠的交趾。一年後，他入京奏事，正值明成祖在那雄赳赳軍事集團的簇擁下北征，解縉謁見
了監國的太子朱高熾後南返交趾。此事很快傳到朱高煦耳朵裏，他以“私覲太子”有謀反之心狀告以朱棣，解縉被投入大獄，開始了長達三年半的縲絏生活。
當年那個意氣風發地站在明太祖左右、恃才傲物地走在廟堂中的青年人，恍若隔世了，眼下的解縉，灰白的亂發長裹，深陷的眼睛好似碎了的冷冷玻璃，蠟黃的臉上鼓皮一樣繃得緊緊的，全然沒有了生命的質感與活氣。大概唯有在碰到一樣東西的時候，他才像還陽了——野火似的紅暈頃刻間跳上了兩頰，目光裏簌簌地抖動起鼠類的利索與貪婪，這東西便是酒。
關於解縉的死，史述不甚詳，但能肯定的是也與酒有關——
十三年（注：指永樂十三年，即１４１５年），錦衣衛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在雪地裏凍死的解縉，年僅４７歲。隨後，其家產遭籍沒，家屬被遷徙遼東。讓後人感慨萬端的是，徹底地顛覆了解縉命運的那個人，尚不是朱高煦，而是此時還在金鑾殿上高坐著的朱棣……
當時的贛人，卻不必因為解縉在高層的“路線鬥爭”中翻了船而臉上灰灰的。永樂初年，和解縉一道被挑選進了內閣的，除了來自浙江永嘉的黃淮，來自福建建安的楊榮，還有老家為吉水的胡廣，泰和的楊士奇，新幹的金幼孜，南昌的胡儼。解縉，和後麵四位同鄉，時人皆稱之為“股之臣”。也就是說江西人的影響遠遠地蓋過了外地人，難怪黃淮心裏總感覺杯弓蛇影，最終瞅準了火候對解縉落井下石。解縉雖然被打倒在地了，但用個中國老百姓沒少用的政治術語來說，“江西幫”還在，其代表人物是楊士奇。
在官場的這所學校裏，解縉畢不了業，楊士奇卻有博士生導師的資格。
解縉從貶出內閣起，他的老鄉還是好友的楊士奇、胡廣等人都沒有站出來為他講話，為此整個朝廷上也就一片鴉雀無聲。二十二年過後，卻是已經年愈古稀的楊士奇，滿懷深情為解縉寫了一篇十二分褒揚的墓誌銘。在對待立誰為儲的態度上，解楊兩人的想法一致，可結局則北轍南轅：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著，解縉就被朱高煦惦了一輩子；楊士奇諱莫如深，不鹹不淡，不熱不冷，可一旦真神下界，巧妙地打在了朱高煦的“七寸”，既讓朱高熾終於得以繼位，又替九泉之下的解縉報了一箭之仇，本人終成黨國元老得以平安著陸。
在提攜同鄉上，解縉不見得弄虛作假，可給人的感覺在弄虛作假，而且如巨橡倒林，訇訇聲勢令人心中為之一顫，似乎他在招降納叛，終有一日會去炸平廬山；楊士奇則諳熟兩手抓，在他執政期間入閣的馬愉和曹鼐，一為山東臨朐人，一為北直隸寧晉人。可他著力關懷的兩個老鄉，一位是進士王直，在他去世的前
一年被安排做了吏部尚書，相當於今日的中組部部長。另一位是狀元陳循，在他
去世後補入內閣。按既定方針辦的結果，由“江西幫”主持朝政的局麵，從永樂
初，一直延續到了成化前期，大概是１４０４年——１４６８年左右，前後達六十餘年。
解縉徹底獲平反，恢複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之官銜，已是在死後一百七十五年了，這時已是萬曆十八年，即１５９０年。在這前幾十年，正是明朝政治全麵走向腐敗的嘉靖中後期，大廈將傾了，感覺天花板上隨時會有什麼東西掉下來的官僚們，猶如人類總是通過神話來緬懷自己的童年時代，他們那灰暗而且被壓得像一張張照相底片的心，開始懷念起自己走上宦海風浪之前的清新與豐滿。曆史走過一片渾沌，終於觸摸到了那個矮個子贛人的價值。
按說，贛人的臉上又得添上一層山青水綠，可到了這時，快近明末，江西人往昔的風光勁兒已經式微了，一個重要的標誌是嘉靖期間嚴嵩的倒台。在嚴嵩權勢極盛之時，江西籍高幹們內部的政治格殺也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先是分宜人嵩構陷了貴溪人夏言，奪得內閣首輔，其沉甸甸的分量大概同於今日的國務院總理；接著是夏言的同鄉、道士藍道行，為嚴嵩設下一圈陷阱。此外，還有一個內閣大學士徐階，他的籍貫雖是上海華亭，其祖上卻是由江西南昌遷來。對嚴嵩將其提攜進了內閣感激涕零的他，在一番少不了的行賄外，又將自己的籍貫改成了江西，以做了嚴首輔的鄉黨而自譽。恰恰又是徐階，讓總懸在嚴嵩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一下落了下來，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年），在他的指使下，南京禦史林潤奏本嚴嵩之子嚴世蕃通賄僭侈，穿龍鳳之衣，又誣其私通倭寇，聚眾造反。世宗對嚴嵩的心理軌跡，經寵信——懷疑，終於走到了震怒，認定其“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嚴嵩因此倒台後，徐階擔任了首輔，他又適時地將自己的籍貫，如同孩子們手裏扔的小石子，由贛江邊上，靈巧地扔回了長江的出海口……寫到此處，我不自禁地想起一根曾舉世皆知的扁擔，一根在井崗山時期朱德挑糧用過的扁擔。
嚴嵩作為典型的佞臣貪官，正是嘉靖腐敗政治叢林裏的一束色彩妖冶的毒菇。隨著嚴分宜的倒台，大批贛籍官員受到牽連，江西人從此全麵退出中央決策層。但楊士奇埋下的某些種子仍在開花結果——
明初洪武三年，首次定下各省鄉試解額，江西和浙江、福建、湖廣、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一樣，均為四十人。過了半個世紀後，到了楊士奇輔佐朱高熾終於登極的洪熙元年，名額重新劃定：江西改為五十人，浙江、福建為四十五人，湖廣、廣東仍維持四十人，河南、陝西則分別減為三十五人和三十人，江西在十三個布政司中位居第一。這一局麵，一直維持到明朝結束。
因此，即使在最高層滿身傷殘的贛人一個個掩麵而去的後期，通過科舉仍是有大批江西士人，滿麵春風，或是頤指氣使，去京師及各地赴任。在明朝贛籍的地方官員中，在百姓中最富盛名的大概是蘇州知府況鍾了，一出昆劇《十五貫》，使他成了曆來壓在冤假錯案上的一方鋼青色的鎮紙石。名氣稍遜的，則有與況鍾同在江浙做官、私交也不錯的周忱，他執著地推進“田糧改革”後，江浙經濟有了迅速地發展。以及老家宜黃縣的譚綸，萬曆初年靠著內閣首輔、大名鼎鼎的張居正的提攜，由一般小庶擢升為總督兩廣軍務兼廣西巡撫，以後又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成為與戚繼光一樣的抗倭名將。
有的人走了，身影也隨之消失；
有的人走了，卻給一個朝代投下了長長的身影。